腊月二十，京里第一家大药铺关门了三天。 关门前，铺子门口挤着一堆人。 有病的、有家里有病号的、有拿药方来抓药的。 药方递进去，伙计看一眼，摇头。 “抓不出来。” “什么抓不出来？” “黄连。整个库房，一根都没有。” 那人急了：“我娘等着这药退火，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她说。” 伙计把柜台上的算盘一推。 “您跟我急没用。”他说，“您去问药农，问他们为什么不挖了。” 这话传出去，成了那几天的口头禅。 “去问药农。” 阿豆真的去了。 他头一趟去，是城西的一个药铺后头，找掌柜。 掌柜姓周，四十来岁，两只手粗糙，是常年摸药晒药的人。 阿豆把两张告示放在柜台上。 “周掌柜，”他说，“您跟我说句实话。官价，到底怎么了。” 周掌柜看了他一眼。 这个年轻人穿的是吏服，说话却不像衙门里的人。 周掌柜把柜台底下的账本拿上来，翻开。 “你看这一页。”他说，“上个月，黄连，我进货，一斤八文。” “官价定七文。” 阿豆愣了一下。 “那不是……就差一文。” “差一文？”周掌柜笑了一声，笑里没暖意，“我这儿不是药农，我是二道贩子。我从药农手上收，一斤五文。” “官价七文，我卖出去，看着赚两文。” “可我铺子里的伙计、车马、仓租、税，一斤摊下来三文。” “算下来，我卖一斤，亏一文。” “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他合上账本。 “所以我关了三天门。” “不是我不卖药。”周掌柜说，“是我卖不起。” 阿豆走出药铺，站在街上。 天阴着，没下雪，可风刮得人脸疼。 他忽然明白师父那句话——**药价没压住药，压断了药。** 压断的，是药农的手，是药铺的柜台，是中间那一整条链子。 链子断了，剩下的，还是病人。 缺货的铺子越来越多的时候，阿豆去了惠民药局。 药局里，一个小吏正对着墙上那张告示发呆。 “官价是户部定的。”小吏说，“我们只照着抄。” “抄的时候，”阿豆问，“你们没算过成本。” “算过。”小吏苦笑，“账房算过，报上去了。” “报上去怎么样。” “压回来了。” 小吏压低声音：“上头的批语是四个字——照例办理。” 阿豆没说话。 他出了药局，在街上走。 走到城东，看见一家药铺门口，排着长队。 队伍里，一个老太太，手里捏着一张方子。 轮到她，伙计摇头。 老太太没走。 她把方子摊开，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伙计听。 “当归三钱，白芍二钱，甘草一钱。” “先生，这些，总有吧。” 伙计翻遍了抽屉，叹了口气。 “当归有，白芍有。” “甘草……没了。” 老太太站在原地。 “甘草，是最贱的一样药。”她说。 “是啊。”伙计说，“可它就是没了。” 风从街口吹过来，吹得那张方子，在老太太手里抖。 她慢慢把方子折起来，放进袖子里。 转身的时候，她对旁边排队的人说了一句。 “你们也别排了。” “排到了，也抓不齐。” 这句话，比哪个告示传得都快。 那天下午，城东的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