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利第一次进号子，是1994年的春天。 那年他二十一岁，从宝鸡郊区的农村出来快两年了，没手艺，没文化，在城里打零工，有一顿没一顿的。 在跟着老乡偷过几次自行车后，他的胆子慢慢大了，那年三月的一个下午，他一个人撬了市区一户居民家的门锁，偷了台双卡录音机和抽屉里的三百多块现金。 但他出门的时候好巧不巧撞上了下班回家的户主。 户主是个四十多岁强壮男人，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董利挣扎了几下没挣脱，就停止了反抗，手里的录音机掉在地上，砸得壳子裂了一道缝。后来周围的邻居听见动静围过来，七手八脚把他按在地上，扭送到了派出所。 审讯室里，白炽灯晃得他眼睛疼。 民警问他叫什么、哪的人、偷了几次，他都低着头，声音很小地回答：“我叫董利，宝鸡县的，第一次偷东西。“ 问什么答什么，不辩解，也不隐瞒，问他有没有同伙，他沉默了一会说：“就我一个人。“ 办案的民警后来跟人说，那小子闷得邪门，全程没抬过几次头，眼神却不慌，不像个第一次犯事的毛头小子。 那起案子不大，他被判了三年。 进宝鸡看守所那天是个阴天，高墙上面的铁丝网灰蒙蒙的。他被要求换了一身灰蓝色的劳改服，领了一个搪瓷缸子、一双塑料拖鞋，被管教推进了大号子。 号子里二十多个人，挤在一间通铺上，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和屎尿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门一关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扫了过来。 号头叫马三，四十多岁，光头，脸上一道刀疤从左眉划到嘴角，据说进来过七八次，是号子里的老人了。他靠在铺位最里头的墙角，嘴里叼着根烟，上下打量了董利一眼，懒洋洋地问：“犯的啥事？“ “盗窃。“董利低着头答。 “盗窃？“马三嗤笑了一声，“小偷小摸的，最没出息。过来，过个堂。“ 所谓“过堂“，是号子里的老规矩——新人进来，先搜身，再挨一顿打，算是立威，让你知道谁是老大。 两个年轻犯人走过来，把董利浑身上下摸了个遍，从他裤兜里搜出三块二毛钱的零钞，还有一根用断了的塑料梳子，都递给了马三。 马三接过钱，揣进自己兜里，把梳子扔在地上踩了一脚，抬脚就踹在董利的膝盖弯上。董利没防备，“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紧接着背上、头上又挨了几拳几脚，他没吭声，也没还手，抱着头缩在地上，任由他们打。 打了几分钟，马三摆摆手让他们停了，指了指马桶旁边的空地对董利说：“你，睡那儿。“ 那是号子里最差的位置，紧挨着铁皮马桶，骚臭味最重，冬天还漏风。 董利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默默走过去，在马桶边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 号子里的人都笑了，觉得这是个软柿子，以后有的欺负。 他们不知道，董利不是不疼，也不是怕。他从小在村里就懂一个道理——咬人的狗不叫。在没把握之前，先忍着，忍到对方放松警惕，再一下弄死。 接下来的一个月，董利是号子里最底层的角色。 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倒马桶、擦地、给所有人打饭；马三的衣服脏了，他洗；有人的搪瓷缸子空了，他去接水；晚上睡觉，他永远缩在马桶边的角落里，连翻身都不敢大声。 有人欺负他，他也不反抗。 有个叫二虎的年轻犯人，没事就踹他一脚，或者把饭里的肥肉挑出来扔在地上，让他捡起来吃。 董利每次都默默捡起来，拍掉灰，吃掉，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不是在忍气吞声，他是在观察。 一个月的时间，他把号子里每个人的脾气、弱点、和马三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 马三每天晚上睡前要喝一搪瓷缸子凉水，喝完就把缸子放在枕头边；二虎有哮喘，冬天犯起来咳得要死；管账的那个老犯人，偷偷在褥子底下藏了半包烟——那是号子里最金贵的东西，连马三都不知道。 他还注意到，号子墙角的水泥地裂了一道缝，缝里嵌着半块碎砖头，是上次翻修的时候留下的。 他趁没人注意的时候，用指甲一点点抠，抠了好几天，终于把那半块砖头抠了出来，藏在马桶后面的角落里，用一块破布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