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人是在夜里被带走的。 梁博是事发的第二天上午才知道的。 他蹲在城郊那间合租车间里换一根半轴，手机在工具箱上连着响。擦手去看，群里一句话，六个字：阿鬼昨晚没回。 下面有人跟了一条，又撤了。撤完，群里整整一个上午没人说话。 阿鬼是七月中才来找过他的。脖子上那道疤还没长平，站在门框上说四个字——专项整治。那时候梁博还当这四个字是风。 现在他明白了：风是从阿鬼这种人身上刮过去的。 两天以后消息就坐实了。阿鬼“又进去了“，同一天夜里，城北那个摆过场的老板、隔壁镇收注的老陈，还有两个他只听过名、没见过脸的中间人——都是往年广州和湾区那些地下场的组织者。 下场跑的人一个没动。 搭场子的人，一晚上端了一批。 梁博把手里的套筒放在工作台上，听着这消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站的位置很怪：他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了，他是被人用过很多次的那个人。 跑腿的年轻人那天晚上骑电动车过来，给他捎一包香港带的配件。 “下礼拜还有场没有？“梁博问。 “唔知啊。“年轻人挠了下头，压低声音，“呢排风大，好多人都收手啦。听讲佛山嗰边两日拉咗七个。“ “七个？“ “七个。“年轻人把包递过来，跨上车就走，尾灯拐进巷子，一下没了。 梁博拎着那包东西站了一会儿。 七个、一批、一晚上——这些数从别人嘴里出来，他一个都验证不了。他这两年最信的就是数：圈速、胎压、油温、账目，样样能算。可到这一回不行。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改过的每一台车，都在别人的单子上。他上过的每一场，都在别人的册子里。他收过的每一笔钱，都从某个人手里过。 那本账，那份名单，那些改过的车——全都记着他。 第四天一早，他绕了一段路。 南泰路的铺面，已经换了模样。 卷帘门拆了，换成两扇玻璃门，门口挂着一个灯箱，白底红字：肠粉·生滚粥。 早上七点不到，白汽就从门里往外冒，一股米浆和豉油的味道。他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里面摆着四张折叠桌，两个女人在蒸炉前忙。靠里那面墙，原来是挂工具的地方，现在贴着一张很大的菜单。 机油味一点都没有了。仿佛之前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他想起去年的冬天，老杨还蹲在门口，拿那截烟指着卷帘门下沿说“呢度要换“；想起自己在这间里间睡了一年多的折叠床；想起半个月前他压在那张席子底下的信封。 铺面盘出去了。老杨应该已经回了珠海，或者去了香港。 他没进去。他也没打那个电话。 他只是站着，看着那股白汽往上冒，冒到招牌上就散了。 他现在在城郊干活。 跟一家做钣金的合租一间小车间，一个月七百五，卷帘门一人一半。他那半间只放得下一台车和一张工作台，人蹲下去要侧着身。墙角照旧摆着那只工具箱，最底层压着一包油纸裹着的东西。 找他修车的还是老客。 有天中午来的是一台跑了十四万公里的老轩逸，说怠速抖。他把车打起来，蹲在车头听了两分钟，又伸手在机脚胶上按了按。 “右边机脚胶塌了。“他说，“还有一根点火线不行。“ “多少钱？“ “机脚胶一百八。线你自己去买，我给你换。“ 那人愣了：“你不赚部件钱？“ “我赚手工。“梁博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旧件你自己留着看。“ 那人笑着摇头，说现在哪还有人这么做生意。 梁博没接话。他是真不赚这个钱。一台车坏在哪里、为什么坏，他知道——这份“知道“比多赚两百块让他舒服。 也就是那几天，城北一个小场停了，说“场地要施工“；隔了一周，隔壁镇上一场也没跑成，中间人只在群里发了一句“这周先歇“。到九月中，跑了半年多的那个周末场，连收注的人都没来。 场边站着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半。剩下的都低头看手机，谁都不会主动去但谈论下周。 第二天上午，他给研究院打了个电话。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那边停了一下，说“你等等“。 中午，李烈约他在研究院门口那家小馆子。 六张桌子，墙上挂着老式风扇，扇叶上积了一些灰。李烈来得比他还早，坐靠里的位置，灰蓝工作衬衫，头发比两年前白得多。面前两碗汤，一碗已经凉了。 “瘦了。“李烈抬头看他，“手上的机油还在。“ “修车修习惯了。“ “车修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就是好。“李烈把菜单推过去，“你点，我请。“ 菜上齐了，两个人吃得都不快。李烈问他母亲身体怎么样、父亲的药够不够，问他那套表格还在做没有。梁博说有，还在做，做得少了。 “老师。“梁博忽然问，“你最近听到什么没有。“ 李烈的筷子停在半空。 “你指什么。“ “场子上的事。这几个月一直在传。“ 李烈把筷子放下，看了他一会儿。那一眼看得不快，梁博却被从头看到脚。 “上个月我陪人吃过一顿饭。“李烈说，“席上有人提了一句，说年底要动一动。“ 梁博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 “动什么。“ “没说完。“李烈拿起杯子喝了口水，“我问他，他就换了话头。我也不好追着问。“ 梁博等着他往下说。 李烈不说了。 风扇在头顶转，一圈一圈，扇叶切着空气。 “老师。“梁博说，“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上个月。“ “上个月哪一天。“ 李烈看了他一眼。 “三号，还是四号，具体我记不清了。“他说，“中秋前后那几天。“ 梁博在心里数了一下。 上个月三号——那天他在城外一条老路边的山坳里，为一个场子试了一整天的车。山里没信号，手机扔在车上，一天没看。第二天出山，屏幕上有三个未接来电。他看了一眼，没有回——那阵子找他的人太多，他以为那又是找活的。 “你打给我了。“他说。 “打了三个。“李烈说，“你没接。“ “后来呢。“ “后来我想，等你回电话再说。“李烈低头喝汤，“等到第三个礼拜，我就不想不起来这事了。“ 桌上一时没有别的声音。 “我不是不告诉你。“李烈说得很慢，“而是在等你自己来问。“ “我没来。“ “你没来。“ 梁博张了张嘴，那口气卡在胸口。他这半个月躲着所有人，怕的是别人问他“还跑不跑“；他没想到，真正要说的那句话，就在他自己没接的那三个电话里。 “老师。“ “嗯。“ “你信我吗。“ 李烈把杯子里的水喝完。 “我信你的手。“他说，“你那年拆那台旧引擎，我听了二十分钟，就知道你手上有东西。可手上有东西的人，最容易被自己那双手带着走。“ “带去哪儿。“ “带到你以为什么都算得清的地方。“李烈说，“这样的人我见过两个。一个后来去做了生意，一个……“他停住，摆了摆手，“吃饭。“ 后来，李烈讲起研究院的事：新来的年轻人怎么用电喷台架、老台子上的磁带到哪儿去了、他上礼拜给一台旧发动机换了个水泵。一件一件，讲得很慢，像在数抽屉里的东西。 梁博那根弦一直没松。 结完账回来，李烈把找回的零钱一枚一枚放进口袋，站起来。 “你手上那点活，够吃饭就行了。“ “嗯。“ “别的不该你碰的，就别碰。“ 他没看梁博的眼睛，先走出了门口。外面太阳很大，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下，抬手挡了挡光。 回到车间，他把报纸摊在工作台上。 第一版下面一小块，黑体字：集中整治非法改装机动车和“飙车“违法行为。文章不长，说的是多部门联合，重点查非法改装、聚众竞速、危险驾驶，还提到“深挖背后的组织者和利益链“。 他把那段话看了两遍。 搭场子的先倒，然后顺着账、顺着车、顺着名单往上走——上面站着的人，就是他这样的。 那天夜里他给香港打了个电话。 响了很久才接，那头先是一阵电视声。 “喂。“ “老杨，是我。“ “知道。“电视被关了，屋里一下静下来。 “广州这边在查改装车。“ “我知。“杨真和说，“阿博，你听我讲——你而家唔系要跑多一场，而系要快啲收手。“ “我想收。“ “想同做系两件事。“杨真和说，“车摆返屋企，钥匙放低，人返嚟食饭。你做到呢三样，就叫做收手。“ 梁博握着手机没说话。 挂掉之后，那句话在他耳朵里留了很久。 他把报纸卷起来，塞进工具箱，压在那包油纸上面。 然后他站在车间中间，把午饭那一场从头过了一遍。 老师在上个月三号就打过电话。他一个没接。 等到第三个礼拜，老师就不想说了——他知道，为什么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