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5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的第四篇报道发表了。 这一次，她写的不是童工，不是工厂主，不是账本。她写的是一个叫弗朗茨的男孩——那个给她写信的、十岁的、在玻璃厂搬箱子的男孩。她写了弗朗茨的手，写了弗朗茨的梦，写了弗朗茨想上学但没有钱的无奈。她写了弗朗茨的母亲，一个在洗衣厂上班的寡妇，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一个月挣的钱不够给儿子买一双新鞋。 她写道：“弗朗茨说，他想上学。他不知道学校长什么样，但他知道，上了学就不用搬箱子了。他搬了一年的箱子，手上全是茧子。那些茧子，比他的年龄还厚。”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伊洛娜收到了二十几封读者来信。有一封是一个退休教师写来的，说他愿意免费教弗朗茨认字。有一封是一个书店老板写来的，说他愿意捐一批书给工厂区的孩子们。还有一封是一个匿名的人写来的，信封里装着五十个福林，附了一张纸条：“给弗朗茨买鞋。” 伊洛娜把这些信和钱都转交给了弗朗茨的母亲。那个女人接过钱的时候，手在发抖，眼泪掉在纸币上，把皇帝的肖像洇湿了一小块。 “谢谢您，拉科齐小姐。”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 “不用谢我。谢那些愿意帮忙的人。” “我儿子说，他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当记者。” 伊洛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当记者很累。要熬夜，要被骂，要被请去喝茶。” “他不怕。” “那好。让他写。我帮他改。” 五月二十五日，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士的信。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日内瓦，寄。”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用打字机打了几行字： “伊洛娜·拉科齐小姐： 伊尔莎·冯·霍夫曼已于本月二十日在苏黎世被捕。瑞士警方将以“非法组织活动”罪名起诉她。引渡程序已启动，预计两个月内将她移交奥地利警方。 您和您的朋友雅各布·科恩先生可以放心了。 ——一个知道您的人” 伊洛娜把信读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卡尔的号码。 “卡尔，伊尔莎·冯·霍夫曼被捕了。” “我知道。我让人查的。”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想等确认了再说。”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那雅各布可以回维也纳了？” “可以。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想回。” “为什么？” “因为他在的里雅斯特有了家。保罗、莱奥、马蒂奇、施密特——那些人，比维也纳的任何人都更像他的家人。”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你也是。” “我也是什么？” “你也是他的家人。你也是他们的家人。”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擦，让它流。 “卡尔，谢谢你。” “不客气。” 她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来，给雅各布写信。 “雅各布： 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被抓了。你可以回维也纳了。 但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回。那就待在炮台。那里有海，有保罗，有莱奥。 那里也有我。我的心在那里。 伊洛娜” 她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写稿。 第五篇。写工厂里的安全设施。 她写道：“一个女孩的头发被卷进机器，头皮被整个撕了下来。她后来死了。工厂赔了她母亲五十个福林。五十个福林，不够买一口棺材。” 她写完这句话，没有哭。 她已经哭够了。 的里雅斯特，炮台。 雅各布在五月二十八日收到了伊洛娜的信。他读完，把信递给莱奥。 “那个女人被抓了。” “哪个女人？” “穿皮草的。要杀我的那个。” 莱奥读完信，看着雅各布。“你要回维也纳吗？” “不回。” “为什么？” “因为我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费伦茨回匈牙利了。维也纳没有等我的人。这里有。” 莱奥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雅各布，”他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赚钱。现在你关心人了。” “你说了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今天的晚饭是意大利面——马尔科教的那种。他做了很多，够五个人吃。 保罗在门口做他的风洞。他把圆筒又加长了一段，内壁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如镜。螺旋桨换成了六片叶片，每一片都磨得很薄，边缘锋利得能割破手指。 “科恩先生，您说，我能不能用布做螺旋桨？” “布？布太软了。” “但布轻。轻的东西转得快。” “转得快没用。要有推力。” “布做的桨叶，角度对了，也能产生推力。” 雅各布想了想。“你试试。不行再换。” 保罗从旧衣服上剪下一块布，用铁丝弯成桨叶的形状，把布绷在上面。装上去一试，风确实大了不少，但布很快就松了，桨叶变形了。 “不行。”保罗皱起眉头。 “那就用木片。木片比铁皮轻，比布硬。” “木片要削。我不会削。” “我帮你削。” 雅各布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刀，找了一块薄木板，开始削。他的手很稳，一刀一刀，削出六片桨叶。形状不太规则，但大小差不多。 保罗把木片装上，通电一试。风洞大头的风吹得桌上的本子飞了起来，连压在旁边的杯子都晃了一下。 “科恩先生！风更大了！” 雅各布看着那个被风吹晃的杯子，笑了。 “再改进一下，也许能吹动人了。” 马蒂奇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 他最近经常一个人站着，不说话，不抽烟，只是看着海。施密特注意到，走过去问他：“军士长，您在想什么？” “在想退休。” “您不是说再干几年吗？” “干不动了。胳膊疼。晚上睡不着。” “那您退了去哪？” “回克罗地亚。我妹妹还在那里。她一个人，种地。我去帮她。” “您会种地吗？” “不会。但可以学。”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钟。“您走了，炮台就少了一个人。” “少了我，还有你们。你们年轻，能擦炮，能站岗，能打仗。” “我们不会做克罗地亚菜。” 马蒂奇笑了。“那就学。雅各布会做意大利面，你们跟他学。” 施密特低下头。“军士长，我会想您的。” “想我就写信。的里雅斯特到克罗地亚，不远。信几天就到。” 施密特点了点头，转身走回营房。他坐在床上，拿出纸和笔，给马蒂奇写了一封信——不是现在寄，是等他走了之后寄。 “马蒂奇军士长： 您走了，炮台就少了一只擦炮的手。但您的那只手，我们不会忘。 您教我们的那些话——“简单的人活得久”、“活着就好”、“疯子不会麻木”——我们都会记住。 您的土豆，等您走了，我帮您种。在炮台边上种。收成了，寄给您。 施密特”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等着马蒂奇走的那一天。 五月三十一日，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不是律师写的——是母亲写来的。 信很短，字迹很乱，像是在发抖： “莱奥： 赫尔曼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可能撑不过这个夏天。不是因为手腕的伤，是因为他的肺。他一直在咳血，医生说可能是癌症。 他最近总是说胡话。有时候叫我“玛丽亚”，那是他前妻的名字。有时候叫“皇帝”，说“陛下，臣有罪”。有时候叫你的名字，说“莱奥，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但我知道，他撑得很辛苦。 如果你能来，就来看看他。如果不能，也没关系。 妈妈”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莱奥叔叔，您要去维也纳吗？”保罗走过来。 “不知道。” “您应该去。他快死了。” “他是我继父。” “但他叫了您的名字。他说对不起。” 莱奥看着保罗，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死亡的理解。 “保罗，”他说，“你怕死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死了，就去天堂。天堂里没有工厂，没有警察，没有查封令。” 莱奥沉默了。他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我不去天堂。”他说。 “那您去哪？” “我哪也不去。我在这里。” 保罗点了点头。“那您就在这里。我跟您在一起。” 莱奥笑了。他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给母亲写信。 “妈： 我暂时去不了。炮台走不开。 但他叫我的名字，我听到了。他说对不起，我也听到了。 这就够了。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走到炮台边上，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炮。 马蒂奇站在旁边，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擦另一门炮。 两个人，一老一少，在阳光下，慢慢地、仔细地，擦着那些生锈的铁管。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夏天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