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端着餐盘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国荣旁边。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