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来？” 凌子风声音洪亮，“你发了正式邀请函，我们文化部批了，光明正大。” 成荫推了推眼镜，打量赵鑫。 “我们三个在飞机上就在猜，你一个1975年才来香港的年轻人，怎么六年时间，就搞出这么大阵仗？又是戛纳获奖，又是金像奖，现在还要拍什么南洋三部曲。” 这话问得直接，周围几个香港电影人，下意识退开半步。 赵鑫笑了笑，从侍者托盘里，取过三杯香槟递过去。 “三位导演，我们不如聊点具体的？比如剧本？” “剧本？” 谢晋接过酒杯，没喝。 “我们看了《民国时期的爱情》。老实说，技术上还有进步空间，但那个味道，很对味。南洋华侨的故事，大陆不是没人想拍，是不敢拍，也不知道怎么拍。你倒好，直接跑到戛纳拿奖了。” “所以我想请教，” 成荫抿了口香槟，“你怎么看待，大陆电影现在的……处境？” 这个问题，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 露台上的交谈声低了下去，许多目光，若有若无地飘过来。 1981年的春天，大陆电影刚从十年冰封中解冻。 伤痕文学兴起，但电影产业百废待兴。 这个问题太过敏感，敏感到连邹文怀，都替赵鑫捏了把汗。 赵鑫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放下酒杯，从随身带的背包里。 取出一叠稿纸，很薄，只有十几页。 “三位导演，我回答不了那么大的问题。” 他翻开稿纸，露出第一页的标题。 “但我写了三个小故事，也许能说明白，我到底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谢晋接过文件夹，成荫和凌子风凑过来看。 标题页上写着三个名字：《家庙》、《新世界》、《如归》。 “家的三部曲？” 凌子风皱眉，“家庭伦理剧？” “不是伦理剧，” 赵鑫说，“是“家”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三种形态。第一部讲祭祀，当物质的家庙，被砸烂后，人用什么来祭祖。第二部讲诞生，一个婴儿的意识，如何在破碎的家庭环境里，建立起最初的世界观。第三部讲告别，一个人如何在自己定义的“家”中，有尊严地死去。” 谢晋快速翻看大纲，手指在纸页上停住：“1949年到1981年……上海、香港、旧金山……三代人……你这个格局不小啊。” “但故事很小。” 赵鑫说，“小到只是一块砖头、一副碗筷、一撮香灰、一段录音。我想拍的是，当宏大历史碾过之后，普通人如何用最卑微的方式，把断裂的精神脉络，一针一线缝回去。” 成荫盯着《家庙》那一页：“青砖上写牌位……粉笔字被雨冲掉……这个意象好。不是悲情，是韧性。中国人拜的从来不是木头牌位，是那口气。气在，家庙就在。” “但你不会自己拍，对吧？” 凌子风忽然抬头，“你拿给我们看，是想？” “我什么都没想！三位导演问我的问题，我无法作答，所以只能用剧本当成答案。” 赵鑫说，“我逃港过来，一路的艰辛不愿再提，答案尽在剧本中。” 谢晋合上文件夹，深深看了赵鑫一眼。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 他说，但语气里没有责怪。 “不过……这三个剧本，确实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你在想什么。你想要重建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家，是那个让所有华人，无论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旧金山，都能认得出的“精神坐标系”。” 赵鑫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端起酒杯。 “三位导演远道而来，我聊敬一杯。祝华语电影，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既扎根土地，又仰望星空的语言。” 四个酒杯碰在一起，声音清脆。 酒会临近尾声时，谭咏麟抱着吉他，跳上了小舞台。 “各位！严肃一晚上了！来点不正经的！” 他拨动琴弦，弹起《月光光》的旋律。 但节奏改成了轻快的雷鬼风，“纪念我们金像奖第一年，也是纪念那些，还在等我们拍出好电影的人！” 张国荣笑着摇头，但还是走过去，接过另一把吉他。 两人即兴合奏，把南洋民谣和西方摇滚糅在一起，居然出奇地和谐。 徐小凤摇着团扇，对身边的邓丽君说。 “你看他们，像不像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像。” 邓丽君轻声说，“但就是因为有这些“长不大的孩子”，香港娱乐，才不止有精明的算计，还有傻气的梦想。” 露台角落。 谢晋、成荫、凌子风还在看那三个剧本。 “老谢，你怎么想？”成荫问。 谢晋点了支烟，烟雾在夜风中迅速消散。 “这个赵鑫，他很聪明。不谈政治，只谈文化；不碰红线，只碰人心。他这三个剧本，表面上是家庭故事，骨子里是在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要拍吗？”凌子风跃跃欲试。 “如此剧本，不拍对不起自己！” 谢晋把烟摁灭，“但得改。把上海那条线，写得更扎实，香港那条线，得符合政策。旧金山那条线可以保留，体现海外华人的乡愁。” 他顿了顿，看向远处被众人围住的赵鑫。 “这小子用三个剧本，既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又避开了所有雷区。但他可能没意识到，他真正在做的事，比拍电影更大，” “他在试着给散落世界的华人，建一座精神上的“公共家庙”。” 成荫和凌子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赵鑫正被谭咏麟，拉上小舞台。 被迫拿起吉他。 他弹得生疏，但笑得很放松。 台下，顾家辉和黄沾，在争论某个和弦。 许鞍华和王家卫，比划着分镜手势，杜可风举着相机，捕捉每个人的表情。 这一刻的香港文化中心露台，像一艘灯光温暖的夜航船。 船上有大陆导演、台湾导演、香港导演、南洋学者、日本制片人、欧美影评人。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带着不同的背景。 但都被同一件事吸引，如何用光影，讲好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老谢，” 凌子风忽然说，“你说他为什么要坚持“亚洲叙事”？而不只是香港叙事？” 谢晋沉默良久。 然后他轻声说：“因为只有亚洲叙事，才能装得下二十世纪华人的全部乡愁。而乡愁，是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深的认同。” 午夜钟声响起时，第一届金像奖的所有奖项都已揭晓。 《民国时期的爱情》拿下六个技术奖。 但最重要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全部旁落。 这是赵鑫主动要求的退出竞选。 最佳影片，给了台湾电影《光阴的故事》。 最佳导演是侯孝贤。 最佳编剧是杨德昌。 获奖者上台时，都有些意外，但感言里都提到同一个词：“公正”。 这个夜晚，香港电影，向全亚洲宣告： 这里正在诞生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散场时，赵鑫最后一个离开。 他在空荡荡的音乐厅里站了一会儿，看着舞台上那个金像奖的标志。 一只抽象化的凤凰，衔着一卷胶片。 威叔从后台探出头：“赵总，还不走？” “就走。” 赵鑫转身，“威叔，南洋三部曲的勘景队，什么时候出发？” “下周一。许导带队，杜可风、钱深都去。顾老师和黄老师晚两周，要去采风录南洋民谣。”威叔咧嘴笑，“赵总，咱们这摊子，越铺越大了。” “是啊。” 赵鑫走出音乐厅，夜风扑面而来，“大才好。大了，才不容易被风吹倒。” 他抬头看向夜空。 1981年三月的香港，依然看不见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