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方向后的排查，又很快在全市铺开。各街道、派出所联动，凡是三十到四十岁、性格内向、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全部重新登记填表，采集指纹掌纹。 居委会、村委会配合，逐户核实平时表现、夫妻关系，连平时爱不爱说话、跟不跟人打交道都要问清楚。 可排查刚启动一个月，新的血案，还是来了。 1997年3月12日，胜利路的居民楼。二十六岁的商场营业员周慧，下班掏出钥匙开门，刚推开门，就被一只手拽了进去。 门在身后“砰”地关上...... 邻居说下午没听见什么动静，以为她下班早，在家休息。 直到第二天上午她没去上班，单位同事找到家里，敲不开门，才报了警。 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撞开门的时候，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 死者倒在门厅的地上，同样是颈部一刀致命，身上有明显的反抗痕迹，指甲缝里嵌着一点皮屑组织。 同样有性侵痕迹，钱包扔在一边，里面的现金被翻走了，死者脖子上那条戴了好几年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这次现场被仔细清理过，桌面、门把手都被擦过，只在床腿侧面，留下了半枚模糊的指纹。 “提前撬锁潜进去的，等了她至少一个小时。”技术员分析道。” 张树平蹲在门厅的血迹旁，半天没说话。之前所有案子，都是凶手趁屋里没人撬锁进去，撞见人了才杀人。这一次，他是特意潜进去等人。 这已经不是劫财，也不是随机撞见了。这是有预谋的守候，是控制欲的彻底升级。 “他在顶风作案。”张树平站起身说，“我们排查得越紧，他越动手。他知道我们在找他，他就是要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干。” 案子一出，排查力度瞬间再升一级。 范围从市区扩大到周边的水川镇、王岘镇、强湾乡，所有符合刻画特征的男性全部录入档案，采集指纹掌纹。 派出所民警带着卡片，翻山越岭下村入户，连偏远的矿区工棚、护林点都没放过。 高承勇租住的永丰街，属于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管理本就松散。 1996年那场集中指纹大排查，启动于四月机关家属院案发后，高峰期在五到八月，那段时间他先是逃去了包头，之后又躲回榆中老家，根本不在白银的出租屋里，居委会排查时直接漏登了他这个外来散工，连登记都没做，更别说采集指纹。 而这次按“本地老实人”的刻画方向排查的时候他又恰巧因为儿子在老家生病而回去了。 从1997年春天到1998年夏天，整整一年半，高承勇一直待在老家榆中，所以白银没再发生同类命案。 局里渐渐松了口气。不少人说，肯定是上次大排查把人吓跑了，指不定逃去新疆、青海了，再也不敢回来了。 陆续有警力被抽去办别的大案，专案组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张树平带着几个人，还在盯着那堆卷宗。 很多人都觉得，这串系列案，大概就这么冷下去了。 张树平却不信。他总觉得，那个凶手不会就这么走了。他只是在等，等所有人都松懈下来。 他的预感，又一次应验了。 1998年11月30日，东山路的平房区。二十八岁的家庭主妇崔兰兰独自在家，丈夫早上出门去批发市场进货，要傍晚才回来。 邻居说，一整天都没听见她家有什么动静，以为她出门了。 傍晚丈夫回来，掏出钥匙开门，锁是从里面反锁着的，喊了半天没人应，撞开门才发现人已经倒在了里屋的地上。 现场干净得反常。桌面、柜门、门把手都被仔细擦过，没有留下完整指纹；地面被刻意清扫过，只在墙角留下了半个不完整的解放胶鞋印。 死者还是颈部一刀致命，死后被性侵，钱包里的三百多块现金被翻走。 “撬锁进去的，进屋后从里面插了插销、拧了保险。”技术员蹲在地上，指着锁芯的撬动痕迹，“走的时候又把插销拔开了，带上门就走，从外面看门跟正常锁了一样。 死者丈夫有钥匙拧不动，以为是里面反锁了，其实是锁芯被撬变形了。”他顿了顿补充：“手法比之前更利落，撬锁几乎没发出声音。清理现场也更仔细，比去年水川路那起又进了一步。”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之前警方还能凭借“撬锁入室、现场遗留痕迹”总结出固定特征，现在他把痕迹越抹越少，留给警方的线索越来越碎。 他没有换核心的作案方式，却在一点点打磨所有细节，补上所有可能暴露的漏洞。 “他在学。”张树平的手指敲着现场照片，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换排查方法，他就升级反侦察手段。 我们补漏洞，他就把自己的痕迹收得更干净。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我们所有人想的都强。” 窗外的暮色里，下班的人流熙熙攘攘。 高承勇混在人群里，揣着擦得发亮的匕首，慢慢走回永丰街的出租屋。 围网越收越紧，排查越来越密，可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猎手，藏在人群的阴影里，不断变换着捕猎的方式，没人能看清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