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5・26”案像一颗扔进黄河的石子，翻了几圈涟漪，就慢慢沉了底。 张树平后来又办了几十起大案小案，但都跟发生在冶炼厂家属院的“5・26”案没有任何关联。 那起血案时常会让他在夜里惊醒，他就起来回想一下那卷夹着刀尖碎片的卷宗，叹口气，又继续回去睡觉。 没人知道，这些年，凶手高承勇原来是回了榆中县青城乡的老家。 他刚回去的头半年，连门都很少出，天天蹲在家里帮爹种地。 村里人都知道他去白银打了半年工，没挣着钱，灰溜溜回来了，也没人多问。 他话少，干活肯下力气，谁家盖房帮人搬砖，谁家收麦帮人割麦，都不吭声。 过了两年，经媒人说合，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转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本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现在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就过得紧巴巴了。 有时候他夜里也会醒过来，就坐在炕沿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 他老婆醒来问他在想啥，他就说没啥，想地里的庄稼。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白银家属院里那片暗黑色的血，想刀子捅进去的时候那股阻力，想事后那种慌到极致又慢慢放松下来的、奇怪的感觉。 他拼命压着这些念头，掐灭烟头，躺回去。 孩子在旁边睡得香，媳妇呼吸均匀，他告诉自己，都过去了，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可念头这东西，越压，它却越往骨子里钻。 1994年春天，高承勇家里打算翻修土坯房，算来算去还差两千多块钱。 种地一年到头攒不下几百，愁得他天天蹲在门槛上抽烟。 媳妇说不行再去白银打工吧，前几年你不也去过么，那边工价高。 他盯着脚边的土块，半天没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那年过完麦收，他就卷了一个铺盖卷，第二次踏进了白银市打工。 这一次他没去冶炼厂那边，而是在市区南边的火车站附近找了处民房出租，一个月十五块钱，跟另外三个打工的人合住。 接着他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拌砂浆的活，一天五块钱，管中午一顿饭。 这次回白银市，刚开工的头半个月，他老老实实干着活，拌砂浆、搬砖头，一天下来灰头土脸，腰都直不起来。 晚上躺在通铺上算账，一天五块，除去房租、饭钱和烟钱，一个月满打满算攒一百出头。家里盖房还差两千多，照这么攒，得攒近两年。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六年前的画面就总时不时地浮现在他脑海里。 那时候他也是没钱，慌慌张张摸进了那个宿舍，十几分钟的功夫，钱、粮票、手表，顶得上小半年的工钱。 更让他记挂的是另一种滋味——刀子顶上那个人的的那一刻，人立刻就软了，她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他告诉自己再干一次，凑够盖房的钱就收手，回村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出来了。 可他的这一念头一旦松了闸，就再也压不住了。 但他并没急着动手。 每天下班，他就揣着个搪瓷缸子，沿着大街晃悠，绕着各个单位家属院转。 六年前他是慌慌张张找地方偷钱，这一次，他是在精心地挑选地方。 转了半个多月，他盯上了白银供电局的家属院。 这家属院就在供电局办公楼后面，红砖房，院墙不高。 高承勇发现家属院的大门白天从来不关，进进出出的人也没人拦着问来历，去找谁。 而且院里白天住的大多是年轻女工，很多倒班，宿舍里经常就一个人。 1994年7月27日，下午两点多，日头正毒，街上没什么人。 高承勇怀里揣着一把新磨的匕首，顺着供电局家属院的院墙根溜了进去。 他提前踩过点，一楼最把头那间宿舍，昨天他看见里面的女工在倒班休息，挂着窗帘。 那间宿舍的门锁还是那种老式弹子锁，他用改锥别了两下，“咔哒”一声就开了，比六年前还顺手多了。 推开门进去，屋里很暗，窗帘拉着。 当时19岁的石晓燕并没睡觉，而是正坐在床边织毛衣，听见动静猛地抬头，刚要张嘴，高承勇已经扑了过去。 这一次他没慌，用左手捂住了石晓燕的嘴，右手的匕首照着脖子就抹了过去。 他的动作很稳，一刀就见了血。石晓燕挣扎了两下，很快就软了下去。 血腥味慢慢在小屋里散开。 高承勇喘了口气，低头看着地上的人。 六年前那股混乱里窜出来的扭曲冲动，又一次涌了上来。 这一次，他同样没迟疑，侮辱了死者的尸体。 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拿过床边的布口袋，翻了里面的钱和粮票。 一共找到十二块三毛，还有一斤半甘肃省粮票，同时顺手拿走了枕头边的一只塑料发卡。 他没乱翻东西，只翻了死者贴身的口袋和枕头底下，比六年前做得干净利落得多。 然后他拉开门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见院子里空荡荡的没人，就带上门，顺着墙根快步走了出去，拐进旁边的小巷，混上了大街。 太阳晒得人后背发烫，街上行人稀稀拉拉，没人多看这个穿蓝布褂、解放胶鞋的农民工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