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劳荣枝打扮一番后就去了南昌火车站附近一家叫“爱乐“的夜总会。 这家夜总会不大，但生意不错，晚上灯火通明，门口停着各种轿车。 法子英带着她来到经理面前，说：“她是我表妹，从外地来的，想在这儿上班。“ 经理上下打量了劳荣枝一番，见她年轻，漂亮，身材好，气质跟一般的坐台小姐不一样，当场就答应了。 劳荣枝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陈佳“。 第一天上班，她很不适应。 夜总会里乌烟瘴气，音乐震耳欲聋，男人们搂着小姐喝酒、唱歌、动手动脚。 她坐在休息室里，看着那些小姐穿着暴露的衣服，化着浓妆，跟客人打情骂俏，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 一个叫“小红“的小姐过来跟她搭话：“新来的？以前做过吗？“ “没有，“她摇摇头，怯生生地说：“我是第一次。“ “没事，“小红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慢慢就习惯了。客人让你喝酒你就喝，让你唱歌你就唱，别让他们太过分就行。“ 她“嗯“了一声，没说话。 晚上，经理带她进了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三个男人，都四十来岁，喝得脸通红。 经理说：“这是新来的小陈，陪几位老板喝杯酒。“ 她坐下来，其中一个男人伸手就搂她的腰，她浑身一僵，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 “哟，还害羞啊，“那个男人笑了，“新来的吧？没事，来，喝杯酒。“ 他端起一杯白酒递到她嘴边，她皱了皱眉，接过来，一口喝了下去。 酒很辣，呛得她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那几个男人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她陪了三个客人，喝了七八杯酒，吐了两次。 回到出租屋，她趴在马桶上吐，法子英在旁边给她递水、拍背。 “怎么样？“他问。 “难受，“她擦了擦嘴，“那些人……动手动脚的。“ “忍忍，“他说，“就干一票，搞到钱就不干了。“ 她坐在地上，靠着墙，看着他，没说话。 她想起自己以前是个老师，站在讲台上，学生们都尊敬她。现在她在夜总会陪酒，被陌生男人搂腰、灌酒，她觉得自己像掉到了泥坑里。 但她忍了。她想，就干一票，搞到钱就收手，去南方过好日子。 一个星期后，她慢慢适应了。 她学会了化妆——浓妆，红唇，眼影，跟以前当老师时的素面朝天完全不一样。 她学会了穿暴露的衣服——吊带裙，低胸装，高跟鞋，走路的时候扭着腰。 她学会了跟客人打情骂俏。 “老板你真幽默“、“老板你好帅“、“来，我敬你一杯“。 她学会了喝酒。白酒、啤酒、红酒，多少都能喝一点，喝多了就去厕所抠喉咙吐，吐完了回来继续喝。 她年轻，漂亮，气质好，会跳舞，会弹琴。夜总会大厅有一架钢琴，她偶尔弹一曲《致爱丽丝》，客人们都鼓掌，说“小陈还会弹琴，不简单“。 很快，她就成了爱乐夜总会的红牌。每天晚上都有客人点名要“小陈“陪，有的客人给她小费，一给就是几百块。 她把钱都交给法子英。 他在幕后指挥，每天晚上她去上班，他就在出租屋里等她回来，问她：“今天接触了什么人？有没有有钱人？谁看起来比较好下手？“ 他教她怎么物色目标：“不要找那种看起来就很穷的，也不要找那种太精明的。要找那种有点钱、又好色、又没什么防备心的。 最好是个体户，做生意的，身上带现金多。“ “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钱？“ “看他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出手大不大方，“他说，“还有，看他是不是一个人来。一个人来的，最好下手。“她点点头，记在心里。 这时，她已经完全进入了“陈佳“这个角色。 白天她是劳荣枝，在出租屋里等法子英；晚上她是“陈佳“，在夜总会陪酒、物色目标。 她有时候会恍惚，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但她很快就不想了。想也没用，反正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她遇到了熊启义。 熊启义，35岁，南昌本地人，个体户，在洪城大市场经营电器生意，有点钱。 他那天跟几个朋友来爱乐夜总会喝酒，经理把劳荣枝安排进了他们的包间。 熊启义一看见她，眼睛就直了。 他坐在她旁边，不停给她倒酒，跟她聊天，问她：“你是哪里人？多大了？在这儿干多久了？“ 她一一回答，说自己是“福建人，叫陈佳，22岁，刚来南昌“。 熊启义出手很大方，那天晚上给了她五百块小费，还说：“以后我来就点你。“ 她笑着说：“谢谢熊老板。“心里却在盘算：这个人，有点钱，好色，没什么防备心，看起来是个合适的目标。 从那天起，熊启义几乎天天来爱乐夜总会，每次都点她。 他给她买首饰，给她买衣服，带她出去吃夜宵，对她很大方。 他跟她说：“我老婆在老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在南昌做生意，很寂寞。“言下之意很明显。 她不动声色，跟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他搂她，她不拒绝；他亲她，她躲一下；他说“去你那里坐坐“，她笑着说“下次吧“。 她回去跟法子英说了熊启义的情况。 “35岁，做电器生意的，有点钱，“她说，“天天来，每次都点我，给小费很大方。“ “结婚了吗？“ “结了，老婆在老家，他一个人在南昌。“ 法子英想了想，说：“这个人可以。你找个机会，把他骗到这里来。“ “怎么骗？“ “你就说你一个人住，让他来你那里坐坐，“他说，“他那种人，肯定会来。“ 她犹豫了一下：“他来了以后呢？“ “你别管，“他说，“我来处理。你把他骗进门就行。“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她知道“我来处理“是什么意思，但她不敢细想。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两人在出租屋里商量具体怎么干。 法子英把刀放在桌上，又拿出一根绳子和一副手铐——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 “他来了以后，你开门让他进来，“他说，“我躲在门后面，他一进来，我就拿刀架住他，把他绑起来。然后你搜他的身，把钱、首饰、银行卡都拿出来。“ “银行卡有什么用？我们又不知道密码。“ “问他要密码，“他说，“他不说就打他，打到他说为止。“ 她打了个寒颤：“要……要打人吗？“ “不打他不说密码，“他说，“你怕了？“ “不是怕，“她低着头，“就是……“ “就干一票，“他打断她，“搞到钱就收手。你忘了我们现在什么处境了？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她想起在武汉吃冷馒头的日子，想起在南昌被蚊子咬得睡不着的日子，咬了咬牙：“好。“ “还有，“他又说，“干完了以后，不能留活口。“她猛地抬头看他：“你说什么？“ “不能留活口，“他重复了一遍，表情很平静，“他见过我们的脸，知道我们住在这里，放他走了他肯定报警。到时候我们都跑不了。“ 她脸色发白：“要……要杀人？“ “不杀人我们就得被抓，“他说，“你选哪个？“ 她沉默了很久。风扇“嗡嗡“地转，她看着桌上的刀、绳子、手铐，手在抖。 她想起自己以前是个老师，教学生要遵纪守法、要善良。 现在她坐在这里，跟一个男人商量怎么抢劫、怎么杀人。她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但她又想，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退到哪里去？她辞了职，离开了家，跟他跑了路，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她没有退路了。 “好，“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很轻，“就干这一票。“ 他点点头，把刀、绳子、手铐收起来，放在床头。“你约他，“他说，“就这两天。“ 7月27日晚上，熊启义又来爱乐夜总会了。 他喝了不少酒，脸通红，搂着她的腰，说：“小陈，今天去你那里坐坐吧？“ 她笑了笑，推开他的手：“熊老板，你喝多了。“ “没喝多，“他凑过来，嘴里一股酒气，“我就是想去你那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啊，那你等我下班，我带你去。“ 熊启义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她说，“你先喝酒，我下班了叫你。“ 她去厕所，给法子英打了个传呼。 传呼机响了，她回了电话：“他今天晚上要来。“ “好，“法子英在电话里说，“你带他来，我准备好了。“ 挂了电话，她站在厕所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浓妆，红唇，低胸装，跟以前那个文静的劳老师判若两人。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镜子里的人也摸了摸脸。 她深吸一口气，补了补妆，走出厕所，回到包间。 熊启义还在喝酒，看见她回来，笑着说：“小陈，你去哪儿了？我等你半天了。“ “去了趟厕所，“她坐下来，端起酒杯，“来，熊老板，我敬你一杯。“她跟他碰了杯，一口喝了下去。 酒很辣，呛得她眼睛发红。她想，这是最后一杯了，干完这一票，她就再也不用陪这些男人喝酒了。 晚上十二点，夜总会下班。 她跟熊启义说：“走吧，去我那里。“ 熊启义高兴得不行，搂着她的腰，跟她一起出了夜总会。他叫了辆出租车，报了她给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