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江西九江说起，从1974年那个飘着煤烟味的春天说起。 九江石油化工公司的家属大院坐落在长江边上，一排排红砖平房顺着坡势排开，墙根下种着冬青，院中央竖着根水泥杆子，上面架着大喇叭，早中晚准点放广播。 职工食堂、子弟学校、澡堂、供销社都挤在一个院子里，全院几百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晚饭炒个腊肉，半条巷子都能闻着味。 劳荣枝就出生在这里。 她的父亲是维修车间的普通维修工，每天一身油味下班，话少，手粗，家里家外都听母亲的。 母亲是家属工，在职工食堂帮着洗菜打饭，赚点零钱补贴家用。 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名字是父亲翻着族谱取的，“荣”是家族辈分，“枝”是盼着她像树枝一样开枝散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她家里条件一般。父亲拿死工资，母亲打零工，三个孩子都要读书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劳荣枝从小就出挑，眼睛大，皮肤白，嘴甜，见了院里的叔叔阿姨主动打招呼，声音脆生生的。大院里大人都夸老劳家小女儿懂事、长得俊。 上学了，她是子弟学校里最出风头的学生。 她的成绩年年考第一，语文课尤其好，作文经常被老师抄在黑板上当范文。 她还会跳舞、会弹风琴，学校文艺汇演永远是她领舞，穿着白衬衫、蓝布裙子，站在队伍最前面，腰杆挺得笔直。 但她心里藏着自卑。 她穿的外套是姐姐穿小的，袖口磨起了毛边，鞋子是捡哥哥的解放鞋，鞋尖踢破了，母亲用同色的布补了补丁。 同桌是厂长家的女儿，有印着卡通图案的新书包，有带香味的橡皮，还有按一下就出铅的自动铅笔，她都没有。 但她从不跟家里要。从小她就懂事，也敏感。她知道家里穷，所以读书格外用功，想用成绩争口气。 那时候她还相信，只要好好读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1989年，劳荣枝初中毕业。 她的成绩排在年级前三，考重点高中、将来上大学完全没问题。她自己也想读高中，想考去北京或者上海，去看看大院以外的世界。 一天晚上，家里开了个家庭会。 母亲一边补衣服，一边慢悠悠跟她算帐：两个哥哥都还没结婚，彩礼、房子都需要钱；读高中考大学还要七八年，家里供不起。而九江师范是中专，读三年就毕业，包分配，出来就是国家正式老师，铁饭碗，还能早点挣钱帮衬家里。 结论就是让她去读师范中专当老师。 她跟母亲吵了一架，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一晚上。枕头都哭湿了半边，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她知道家里的难处，也知道在这个家里，儿子的婚事永远比女儿的前途重要。 于是她上了九江师范学校，学小学教育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一点也不开心，把通知书压在枕头底下，面朝墙躺了一下午。 这是她人生里第一次，明明有更好的选择，却只能选那条“最划算”的路。 到了师范学校，劳荣枝依旧是风头人物。 成绩好，文艺好，长得又漂亮，追她的男同学很多。有写情书夹在课本里的，有堵在宿舍楼下送早饭的，还有为了她跟人打架的。 但她一个都没看上。 她觉得那些男生都太“嫩”——要么是死读书的书呆子，要么是只会调皮捣蛋的小屁孩，都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港台录像厅开始在九江流行，她跟同学偷偷去看过几次。里面的“大哥”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身边跟着小弟，说话说一不二，她觉得那样的男人才叫男人。 她也开始偷偷赶时髦，把头发烫成大波浪，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支淡红色的口红，周末跟同学偷偷去市里的舞厅跳舞。 灯光晃啊晃，音乐震耳朵，被陌生的男人搂着转圈圈的时候，她心里有种出格的快乐。 她不想当一辈子乖乖女了，她想活得刺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