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交代了简单粗暴，又一成不变的作案套路： 每天天不亮他就往西关劳务市场跑，专挑孤身一人、看着老实巴交、身上带着钱和工具的务工者。 他要么说家里箍猪圈、垒院墙要找短工，要么说有废铁、旧农具要卖，用几块钱的工钱或者废品当诱饵，把人骗回王墹村。 白天管一顿玉米馍就着稀粥，先稳住对方，等到深夜受害人睡熟了，他就摸起墙角的镢头，照着受害者后脑勺猛砸下去，几乎都是一击致命。 人死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搜身，现金、粮票、证件全部掏干净，外衣、鞋袜、腰带一件件扒下来，连兜里的半包烟、半块干粮都不放过。 值钱的藏进炕席底下和木箱里，衣服工具堆去柴棚，留着自己用或者慢慢拿到供销社、废品站变卖。 等到后半夜夜深人静，他再扛着铁锹去院里挖坑，把尸体埋进去。 农闲的时候他几乎每周都去劳务市场物色作案对象，遇上合适的就往回带，多的时候一个月能骗回来四五个人。 令人无比气愤的是他说起这些罪行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自己种了多少庄稼、捡了多少破烂，脸上没有半分愧疚。 最让审讯人员感到骇然的，是他扭曲的作案动机。 他承认得直白，杀人核心就是图财。 几块钱现金、几斤粮票、一身旧衣服、一套干活的工具，在他眼里就是一条人命的价钱。 他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攒起来，粮食留着吃，衣服改改自己和闫淑霞穿，用不上的就拿去换钱，连死者的布鞋都要刷干净收着。 可他非但不认罪，反倒给自己编了一套歪理。 他挺着脖子说，自己杀的大多是光棍、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活着也没用，死了也没人找”，他甚至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帮国家减轻负担”。 他的话说得理所当然，其思想扭曲程度，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 他也不是全说实话。问到具体人数，他只含糊承认杀了四十出头，剩下的推说记不清了；问到闫淑霞的参与程度，他又改口想把责任尽量往自己身上揽，说媳妇只是被逼着搭了把手，前后说辞处处是破绽。 首轮完整审讯结束，专案组手里的疑问反而更多了。 龙治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杀人的？最初的诱因是什么？ 除了已经挖出的四十八人，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 剩下二十多名无名死者的身份，该如何逐一核实，给逝者一个交代？ 夜色笼罩着商县看守所，铁窗里透出微弱的光。 龙治民吃完窝头，倒在硬板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平稳，仿佛手上的四十八条人命，不过是平日里随手扔掉的破烂。 审讯取得突破后，专案组同步铺开了外围调查。 办案民警走村入户，走访王墹村及周边的老村民和龙治民的远房亲属，一点点拼凑出这个连环变态杀手的成长轨迹，也慢慢摸清了他从普通农民滑向杀人恶魔的完整路径。 龙治民出身贫苦农家，自幼身材矮小，没少受同龄人的嘲笑和欺负。 旁人的排挤没磨出他隐忍的性子，反倒养出了阴鸷记仇的性格。 他从小就好逸恶劳，不肯下地干重活，总想着靠歪门邪道捞钱，年轻时候就有偷摸、讹人的前科。 村里人回忆，早年他跟邻居争地界，一言不合就抄起镢头往人头上砸，差点闹出人命，那股子狠劲，当时就让全村人心里发怵。 他和闫淑霞的婚事，在村里人看来也是凑活过日子。 闫淑霞自小患小儿麻痹，腿脚不便，家境窘迫，没有其他男人看得上，除了同样条件不好的龙治民。 她嫁给龙治民后，夫妻俩就更被村里人疏远了。 他家院门常年紧闭，几乎不跟邻里往来，逢年过节也少有人走动。 孤僻封闭的家庭环境，反倒成了他连环作案的天然掩护——没人留意他家进了什么人，也没人关心他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 有村民回忆，前两年确实总见他往家里带陌生人，大多是外乡口音，偶尔问起他，他说是远房亲戚、来干活的短工，大家都没往心里去，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凉。 随着审讯不断深入，龙治民终于交代了第一次杀人的经过。 那是1983年秋天，农闲时节，他去西关劳务市场晃悠，骗回了一个河南来的木匠。 当时说好干三天活，箍完猪圈结工钱。 木匠手艺扎实，三天活干得利利索索，完工后就找他结账。 他看着木匠手里的工具、兜里的工钱，心里又贪又舍不得掏钱，两人三言两语就起了争执，直至越吵越凶。 推搡之间，他红了眼，摸起墙角立着的镢头，照着木匠的脑门狠狠砸了下去。 那木匠当场就没了气。 第一次杀人，他也慌了神，手哆嗦了半天，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捱到半夜夜深人静，他才扛着铁锹摸到萝卜窖最底下，挖了个深坑，把木匠的尸体埋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远听见警笛声就浑身发紧，生怕警察找上门来。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找过来，也没人问起那个外乡木匠的下落，就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他悬着的心这才慢慢放了下来。 翻着木匠留下的成套工具和几十块现金，他第一次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 恐惧退去之后，贪婪的念头就这样一点点占了上风。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起初他还犹豫忐忑，骗回人来要纠结半天才能下手。 可次数多了，手法越来越熟练，心态也越来越麻木。 从半个月物色一个目标，到农闲时每周都去市场蹲守，从临时起意到主动物色筛选，他的作案套路越来越固定，心也越来越硬。 到了后来，杀人对他而言，跟处理一件多余的杂物没什么区别，干完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连夜里都不会做噩梦。 闫淑霞的沉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她全程都在屋里，吓得浑身抖成了筛子，想喊人，被龙治民一巴掌扇了回去。 他掐着她的脖子威胁，说她要是敢往外说半个字，就把她也埋进萝卜窖里。 她本就懦弱胆小，被这么一吓，真的不敢声张，夜里听见院里挖坑的声响，就蒙着头缩在炕角哭，连往窗外看一眼的胆子都没有。 可杀人的次数多了，她也渐渐麻木了。 从不敢出屋，到敢按照龙治民的吩咐，给被骗来的受害者端水递馍、说几句稳住对方的话； 从不敢碰死者的东西，到主动帮忙分拣粮票、叠放整理衣物，把旧铜烂铁分类捆好等着变卖。 她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带回来的人是什么下场，也知道自己在帮着犯罪，可她既不敢反抗，也不肯逃离，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跟着龙治民过日子，一步步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动配合的共犯。 审讯里她哭着说：“日子久了，就觉得跟平常过日子一样了。” 她麻木的语气，比歇斯底里的辩解更让人心惊。 与审讯同步推进的身份核实工作，却陷入了僵局。 身份核实组的民警跑遍了商洛地区所有区县，翻遍了近三年的失踪人员登记册，又向河南、甘肃、四川等周边省份发了协查通报，逐人比对死者的骨骼特征、残留衣物和赃物信息。 忙了大半个月，最终也只核实出十九名死者的身份，剩下二十九具遗骸，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家属。 这些无名死者，大多是四处漂泊的麦客、走乡串户的手艺人、无家可归的光棍汉。 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亲人牵挂，像浮萍一样飘在社会的边缘，消失在人海里，连一点涟漪都泛不起来。 龙治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专挑这类人下手，笃定他们死了也没人追查，更不会有人找上门来。 有远道而来的家属，盯着皱巴巴的旧照片来辨认遗物，确认亲人遇害后，蹲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号啕大哭。 可更多的死者，连一个前来确认的人都没有，只剩几件破旧的衣物、半件生锈的工具，静静躺在物证袋里，成了无人认领的冤魂。 到1985年的六月中旬，案件的侦查工作基本终结。所有物证、口供、尸检报告全部整理完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即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消息传开，商县百姓群情激愤，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人人都等着看这对狠毒的夫妻受到法律的严惩。 可看守所里的龙治民，依旧毫无悔意。 有时候他还会跟同监室的人吹嘘，说自己“干了件大事”。 在他扭曲的三观里，始终不觉得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反倒觉得自己除掉的都是“没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