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彪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手里拎着保温桶。不知道站了多久，肩上落了一层灰，嘴唇冻得发紫。 他看见韦红霞，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韦红霞看着他，也什么都没说。她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保温桶。 保温桶是热的，烫她的手，她没有松手，抱着保温桶，像抱着一个终于等到的新年。 赵大彪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 韦红霞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冬天的阳光里，走在回家的路上。 雪化了，路很泥泞，踩上去咕叽咕叽地响。 韦红霞的布鞋湿了，脚趾冻得像要掉下来，但她走得很快，快到她跟在赵大彪身后，就在他身后，一步都没有落下。 从拘留所出来的那天晚上，韦红霞喝了赵大彪炖的汤。 汤是排骨莲藕汤，莲藕炖得粉粉的，排骨炖得烂烂的，汤面上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 她喝了两碗，把碗底那颗红枣也吃了，然后放下碗，看着赵大彪。 赵大彪坐在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块不会动的石头。 他不看她，也不看汤，看桌上刘平奎的遗像。 “大彪，这些天你天天来？” 赵大彪点了点头：“我把保温桶放在门口，每天换一次。你不在，我就拿回去，第二天换了新的再拿来。” 韦红霞低下头，看着碗底剩下的一点汤。 汤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她用勺子搅了搅，膜碎了，汤又变回了汤。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大彪，年夜饭呢？你做的那一桌子菜，后来怎么处理了？” 赵大彪沉默了一下，声音闷闷的：“我吃了。吃了三天，吃完了。” 韦红霞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碗收了，洗了，放在案板上。 她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 天已经黑了，院子里没有灯，枣树的枝丫在黑暗中晃动，像一双手在招手。 她擦干手，回到堂屋里，在刘平奎的遗像前站了一会儿，上了一炷新香。 “大彪，你回去吧。天黑了，路滑。” 赵大彪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声音从门口传过来，很低，很沉，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红霞姐，你以后还接客吗？” 韦红霞没有说话。 “你要接，我拦不住你。”赵大彪的声音在发抖，“但你记住，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家里有个人等你回来。” 他走了。院门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韦红霞靠在门框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正月十五，元宵节。 韦红霞买了汤圆，黑芝麻馅的，煮了一大碗。她一个人吃不完，给赵大彪盛了一碗，用保温桶装着，送到了他家。 赵大彪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韦红霞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保温桶，愣住了。 他放下斧头，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过保温桶，打开盖子。 汤圆还是热的，白白胖胖的，浮在汤面上，像一群挤在一起的小鸭子。 他端着保温桶，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去，也没有吃。 韦红霞看着他，说了一句：“大彪，我今天去找周五金了。” 赵大彪的手顿了一下。 “我跟他说了，医托的事我继续干。接客的事，我不干了。”韦红霞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攒了两万多块，离盖房子还差得远。光靠医托挣不够。我想去镇上找个正经活干，饭店洗碗也行，超市理货也行，能挣一点是一点。” 赵大彪端着保温桶，汤圆的热气扑在他脸上，模糊了他的表情。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想问什么，但没有问。 “大彪，你信不信我能改？”韦红霞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像希望，不像决心，像是一颗被埋在土里很久的种子，终于要发芽了。 赵大彪没有说信，也没有说不信。他端着保温桶，低下头，用勺子舀起一个汤圆，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 汤圆很烫，烫得他直吸气，但他没有吐出来。他咽下去了，抬起头看着韦红霞，眼眶红了，但嘴角在笑。 “甜。”他说。 韦红霞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轻，很淡，像冬天早上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会化，但此刻，它还在。 正月十八，韦红霞去了镇上。她没有去找周五金，直接去了镇上的超市。 超市门口贴着招聘启事，招理货员和收银员。她走进去，找到了店长。 店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说话很快。 她上下打量了韦红霞一眼，看见了她脸上的疤，目光顿了一下，但很快移开了。 “做过理货员吗？” “没有。但我能学。我不怕吃苦。”韦红霞站在店长面前，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一个小学生在接受班主任的问话。 店长犹豫了一下，问她有什么特长。 韦红霞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她想了想，说了一句：“我力气大，能搬东西。” 店长看着韦红霞瘦削的身体，不太信，但也没有拆穿。她拿起一张表格让韦红霞填。 韦红霞趴在柜台上，一笔一划地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比从前工整了一些。 她把填好的表格递给店长，店长看了一眼，说：“明天来上班，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八，转正后两千二。” 说完这些又问了一句，“你脸上的疤，不影响干活吧？” 韦红霞说“不影响”，店长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了。 走出超市，韦红霞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觉得没味道，掐灭了，扔进垃圾桶。 她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那些人有说有笑，有的拎着菜篮子，有的牵着小孩。她看着他们，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又觉得没什么不一样。 都是人，都要吃饭，都要活下去。 她迈开步子走回家。路很远，走了半个多小时。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快黑了，她远远地看见赵大彪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拎着保温桶。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不该长在这里，但拔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