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六月潮得能拧出水来。 沈砚之在军部二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急，像是要把整个夏天撕开一道口子。桌上摊着三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总司令部发来的，措辞已从“建议”变成了“严令”，要求各军在七日内完成“党务整理”，逾期未办者以“通共”论处。第二份是武汉方面的，措辞亲热得多，称他为“北伐名将、党国干城”，请他“秉持正义，共讨叛逆”。第三份没有署名，只写了四个字：“朱部异动。” 他把第四份电报压在最下面。这份来自九江的密报说，朱培德的第六军两个团已经在南昌城外二十里的谢埠渡集结，对外称“整训”，但渡江的方向是朝着南昌城的。更让他警觉的是，朱培德昨天派人来“借”军部的电台，说他们的发报机故障，要借用两天。沈砚之拒绝了，理由是“军务繁忙，电台不能离人”。来人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 “军长。”孟昭林推门进来，压低声音，“赵主任来了，说有急事。” 沈砚之点了点头。赵主任是军政治部主任，五十多岁的老同盟会员，北伐一路跟着他，平时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踩在点子上。他走进来，面色沉沉的，手里攥着一卷纸。 “南京来的密令，昨天夜里到的。”赵主任把那卷纸放在桌上，没有打开，“总司令亲自签署的，要求咱们军立即逮捕政治部里的七名地下党员，就地关押，等候处理。电令末尾特别加了一句：若沈军长有异议，可先执行再呈报。” 沈砚之没有看那卷纸。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赵主任，你跟了我多久？” “从护国战争那会儿算起，十一年了。” “十一年里，我沈砚之有没有杀过自己人？” 赵主任沉默了几秒。他想起当年在西南根据地，有人举报一个连长贪污，证据确凿，沈砚之还是让人反复查了三遍才下的命令。他又想起闽浙赣反围剿时，一个排长临阵脱逃，按军法该枪毙，沈砚之却给了那个排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后来那个排长死在战场上，是冲着敌人机枪口冲的。 “没有。”赵主任说，“军长从没杀过自己人。” “这七个人，是敌人吗？” 赵主任又沉默了。周怀远是北伐宣传干将，汀泗桥战役时他在火线上写标语，右手被打穿了还在喊口号。吴国栋南昌攻城时第一个爬上云梯，胳膊上的绷带现在还挂着。谭伯安更不用说了，他跟着沈砚之从西南到福建再到江西，打过的仗比好些师长都多。 “不是敌人。”赵主任说，“但他们信的是什么主义，咱们信的是三民主义。主义不同，终究是隐患。”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正对着军部大院，院墙根下有一排梧桐树，叶子又大又密，把大半个院子都遮在绿荫里。树下坐着几个士兵在擦枪，一边擦一边说笑，笑声从楼下传上来，脆生生的，像子弹壳掉在石板上。 “主义不同。”沈砚之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转过身来，“赵主任，你当年加入同盟会的时候，信的是什么？”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现在满清推翻了，中华恢复了吗？” 赵主任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北伐打的是什么？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传芳还没跑远，张作霖还占着北京，现在把地下党员抓了，谁来写标语？谁来组织农会？谁来给士兵讲为什么要打仗？”沈砚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板里，“主义不同可以谈，仗打完了怎么谈都行。但仗还没打完，先把自己人的枪缴了，这是什么道理？” 赵主任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目光里有某种松动：“军长，那这道命令怎么办？” “先压着。”沈砚之说，“你跟那七个人说，这几天不要离开军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切照常，但收敛些。” 赵主任应了，转身要走。沈砚之又叫住他：“等等。让警卫连把军部周围的岗哨加一倍。从今天起，没有我的亲笔手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军部。” 赵主任的脸色变了变。这是防谁的，他们都清楚。 赵主任走后，孟昭林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从九江转发来的电报抄件。他递给沈砚之，沈砚之接过来扫了一眼，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朱培德发给南京总司令部的一份密电抄件，发报时间是昨天下午。抄件上说：“南昌沈部拥兵自重，对整理党务命令阳奉阴违。职部已整装待命，如总座下令，三日之内可解决南昌问题。朱培德。” “三日之内可解决南昌问题。”沈砚之慢慢念了一遍这句话，嘴角浮起一丝冷笑。他把电报抄件放在桌上，想了想，拿起电话摇通了城外驻军第三团团部。 “我是沈砚之。你们团今天夜里换防，调到城南青云谱一带。到了之后立刻构筑工事，南北方向都要设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从你们防区通过。”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沈砚之放下话筒，对孟昭林说：“你去一趟政治部，把周怀远叫来。” 周怀远二十分钟后到了。他穿着军装，戴一副圆框眼镜，脸色有些憔悴，但神色镇定。沈砚之让他坐下，开门见山：“南京要抓你们七个人，朱培德在城外摆了兵，随时可能进来拿人。你什么打算？” 周怀远推了推眼镜，想了一下：“军长，如果我们走，走得了吗？” “现在走，还来得及。从水路走，绕道九江往武汉。” “如果我们不走呢？” 沈砚之看着他，没有回答。 周怀远笑了笑，那种笑很淡，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晃就没了：“军长，我黄埔四期毕业，北伐一路跟着你打过来。汀泗桥、武昌、南昌，我手上有七处伤，每一处都是跟北洋军拼命留下的。如果现在走了，那些伤就白受了。我不想走。我要看看，这道命令到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 沈砚之沉默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周怀远面前，伸手按了按他的肩膀。 “那就不走。”他说，“但你们七个人，这几天都住在军部。吃住我管，安全我管。谁敢进这个院子抓人，先问问我沈砚之手里的枪。” 周怀远站起来，向沈砚之敬了一个礼。他的右手缠着纱布，军礼敬得不太标准，但沈砚之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当天下午，沈砚之做了一件事：他把军部警卫连集合起来，亲自训话。警卫连一百二十人，都是他从西南带出来的老兵，对他忠心不二。沈砚之站在队伍前面，没有用稿子，声音也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从今天起，军部进入戒备状态。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无论来的是哪部分的兵，无论穿什么军装，只要是来抓人的，一律挡在门外。挡不住就开枪。” 警卫连长喊了一声：“是！” 沈砚之又说：“你们记住，北伐没打完之前，这个军部里只有一种命令——打北洋军阀的命令。其他命令，都得经过我沈砚之的手。谁要是绕开我调兵，那就是造人反。对造-反的人，不用客气。” 士兵们齐声应了一声，声音整齐洪亮，震得院子里的梧桐叶簌簌落了几片。 傍晚时分，朱培德的联络官又来了。这次来的是个上校，姓何，穿一身笔挺的黄呢军装，皮鞋擦得锃亮，走进军部大院时左右张望，目光在新增的岗哨上停留了好几次。沈砚之在大厅里见他，寒暄了几句，何上校就说明了来意。 “朱军长关心贵部整训情况，特派兄弟来慰问。另外朱军长说，如果贵部电台不便，第六军可以代为转发一切来往电报。” 沈砚之笑了一下。这个笑让何上校后背微微发凉。 “替我谢谢朱军长。”沈砚之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电台嘛，够用。要是哪天不够用了，我再找朱军长借。何上校回去也替我带句话——南昌城里的井水很甜，用不着外面的人来帮着打水。” 何上校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常态：“沈军长说笑了。那兄弟就告辞了。” 送走何上校之后，孟昭林凑过来问：“军长，他们会不会提前动手？” 沈砚之摇了摇头：“朱培德这个人我了解。他投南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让他真刀真枪来打南昌，他不会干。他发那份密电是给南京看的，表示自己听话。但真让他当出头鸟，他没有那个胆。” “那咱们怎么办？” “拖。”沈砚之在院子里踱了两步，“南京那边拖，武汉那边也拖。拖到北伐重新开打，枪口一致对外，这些内部的事就掀不起大浪了。北伐还没完，蒋介石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跟武汉彻底翻脸，他还要留着武汉的兵替他打张作霖。” 他猜得没错。三天之后，南京那边果然来了新电报，口气软了不少，说“整理党务”一事“暂缓执行，俟北伐大局底定后再议”。同一天，武汉方面也发来电报，邀请沈砚之“莅临武汉共商大计”。沈砚之把两份电报并排放在桌上，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赵主任归档。 七月流火，南昌城热得像个蒸笼。 沈砚之在军部待了整整一个月，没有离开。他的部队驻扎在南昌周边，一边整训，一边监视朱培德的动向。朱培德的第六军没有动，南昌城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沈砚之知道，这平静底下有暗流。南京在拉拢各军将领，武汉在争取各方支持，两边都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他身处夹缝之中，每走一步都要踩准。 七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沈砚之独自登上了德胜门城楼。暮色中的南昌城炊烟袅袅，赣江上帆影点点。他扶着城垛站了很久，直到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沉入江面。 孟昭林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 “军长，武汉来的电报说，汪**邀请您下个月去武汉开会。您去不去？”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他望着赣江对岸的远山，那些起伏的轮廓在夜色中像一条伏卧的巨兽。远处传来夜航货轮的汽笛声，在江面上拖出长长的尾音。 “去。”他说，“迟早要去。有些话，当面说比电报里说清楚。” “那部队呢？” “交给赵主任和周怀远守着。朱培德要是敢动，我回来收拾他。” 孟昭林犹豫了一下，又问：“军长，南京和武汉，您到底站哪边？” 沈砚之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暮色中，他的眼睛很亮，像江水映着的星光。 “我站哪边？”他重复了一下这个问题，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我站中国这边。谁真正为中国打仗，我就站谁那边。北伐打北洋，我跟着打。北伐打完了，谁再让中国乱，我就打谁。”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下城楼。孟昭林站在城垛后面，看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消失在暮色中。城楼上的旗杆在夜风里晃动着，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在最后一丝天光里舒展开来，又慢慢被夜色吞没。 南昌城的夜晚很安静。但这份安静下面，暗流从未停止涌动。沈砚之走在回军部的路上，脚底踩着青石板，发出单调的嗒嗒声。他想起十六年前在云南听蔡锷说的一句话：革命就像一条河，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是清的，流到平原就浑了。但要一直流，流向大海，到了海里，它会重新变清。 大海在哪里？他还没有看到。但他知道，只要一直流，总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