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天建国在镜子前面发现自己长了一根白头发。不是鬓角那种若隐若现的银色丝线，是一根白的——从头皮里长出来，从根到梢全是白的，在一团黑发中间站得笔直。他对着镜子把那根头发捏住了，想拔。手指捏紧了以后又松开了。 他把梳子放回架子上，走出洗手间的时候什么也没说。 林慧在客厅叠衣服。她抬头看了建国一眼，目光在他头顶停了两秒——也什么都没说。但建国出门上班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看见了那根白头发。 从1997年到2012年，建国在县城生活了十五年。他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最初是筒子楼，后来搬到了现在的两居室，砖混结构，窗户朝南，冬天有暖气。楼下有一棵槐树——不是村口那棵，但每年春天也开白花，花落了以后地上铺一层碎白。他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八年，每天从单元门走到单位大门走十二分钟。他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上班、下班、去食堂、去菜市场、去接女儿放学。路两边有几家店他认识店主：卖早点的王婶、修自行车的赵师傅、文具店的老陈。他们见面会点头，但从不坐下来聊天。建国在这里没有“串门“这个习惯。在村里的时候，从自家院子走到王威家院子用不了一分钟。在这里，他住了八年不知道对门邻居的名字。 办公室和十五年前刚分配来时已经不一样了——桌子换了，同事换了好几批，窗台上的文竹死了一盆又补了一盆。但有一件事没变：他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泡一杯茶，把昨天没看完的文件拿出来。然后到点了下班。日子像流水线一样从周一流到周五，再从周五流回周一。 他有时候会在下班的路上算一笔账——他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十五年。十五年前他刚分配来时，工资是两百多块。现在他的工资是两千多块。翻了十倍。但房价翻了不止十倍。他在县城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现在住的还是单位的宿舍。他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因为他知道想了也没用。 2012年春天，王威的儿子王小龙上小学了。王威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镇上小学的第一天，小龙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村路两边麦子刚返青，风从头盔下面灌进来。小龙说“爸，学校远不远“。王威说“不远“。骑了二十分钟才到。 小龙被分到一年级三班。教室是平房，窗玻璃有一块裂了，用透明胶带贴着。王威站在教室门口看了一会儿——课桌是木头的，桌面上刻满了前几届学生留下的字，比他在乡初中时用的那些旧一些。小龙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书包放进桌洞里——书包是王威妻子用旧衣服改的，蓝色，拉链是新的。小龙把拉链拉开又拉上，玩了两遍，然后把语文课本拿出来摆在桌上。 王威在门口站到上课铃响了才走。他骑上电动车往回走的时候速度比来时慢。路还是那条路，麦子还是那个颜色。但他想——小龙从这里开始，要读完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十二年。他今年三十六岁，小龙十二年以后他四十八。 他在养殖场门口停好车的时候，手机响了——王威妻子的号码。他接起来，妻子说“送到了？“，他说“到了“。电话两头安静了两秒——不是没话说，是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用多说“的安静。 2012年夏天海龙在省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首付十八万，贷款三十年，月供一千八。 签合同那天海龙在售楼处的椅子上坐了很久。他面前的合同上写着他的名字、身份证号、房子的地址和面积——九十二平米，两室一厅，在省城东开发区一个新小区里，六楼，电梯。他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有些地方没完全看懂——比如公摊面积是什么意思、物业费包括什么——但他还是签了。签完以后他把自己的那份合同拿在手里。纸是厚的，印泥是红的，他的名字是蓝黑墨水写的——是他自己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他把合同对折了一下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口折了两折，放进工具箱的最底层——放在铁盒的旁边。铁盒上面压着那个信封。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工具箱是他最信任的东西，已经跟了他十几年了。 拿到钥匙那天海龙骑着电动车去看房子。六楼，电梯还没通——他爬楼梯上去的。开门的时候锁有点紧，钥匙转了两圈才打开。门开了以后里面是空的——水泥地面、白墙、窗户外面能看到开发区还没有完全建好的马路和远处正在修的立交桥。他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脚步声在空房间里弹了一下。然后他在窗台边站了一会儿——从这个高度看出去省城的天际线比在平地上看到的远很多。 那天晚上他没有在新房里住——没有床，也没有窗帘。他回到修理铺后面的出租屋躺下来的时候，工具箱在床脚。借了一部分钱——跟朋友借了三万，跟王威借了两万。他在打给王威的电话里说想借点钱买房“建国的电话号码在我手机里存着，但我没有打给他——不是怕他不借，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2012年秋天建国在同事的推荐下买了一部新手机——不是翻盖的了，是一台屏幕可以触摸的智能机。同事帮他把SIM卡装好、把应用装好、把微信注册好。同事说“你以后用这个联系，方便。建国把手机拿在手里——和他上半年买的那台差不多，但这一次是同事帮他弄好的，他自己还是不太会弄。 他用微信加的第一个人是林慧。林慧也在用微信了——她们学校老师建的群，通知事情都在群里发。建国把林慧加上的时候，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建国看了那个表情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打了两个字“收到。“——发送，然后把手机放下了。 第二个加他的人是海龙。不是海龙主动加的——是建国在通讯录里看到了海龙的手机号，点了一下“添加“。过了一会儿海龙通过了。两人都没有发消息。过了几天建国在朋友圈里刷到了海龙发的一张照片——一个举升机上架着一辆奥迪，配文“ABS泵坏了，换一个“。建国把那张照片放大了看了一会儿，点了那个大拇指的图标。 国庆节的时候王威的小学同学群有人建了一个微信群，把王威也拉进去了。王威进群以后看到群里已经有一百多条消息——有人在发自己在深圳打工的照片、有人在发孩子照片、有人在发“中秋节快乐“的表情包。王威看了一遍那些消息，没有发任何东西。但他把群聊的“置顶“打开了。 十月的一个下午，建国从单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发现路对面开了一家新的奶茶店——粉色的招牌，门口摆着一只比人还高的毛绒熊。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站在门口，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杯奶茶在拍照。他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看了那边一眼。上次他经过这里时，那个店面是一家五金店。什么时候换的，他不知道。 那天晚上建国无意中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十一年。他读完那篇新闻以后关了屏幕，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1990年出发去县高中的那个早上——王威骑车载他去县城，他坐在后座上，手里攥着娘缝的铺盖卷。从那个早上到今天——二十二年。他还在县城。但他坐过的车的后座，已经换成了办公室的椅子。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秋天晚上的县城安静下来了，路灯在街上投下一圈一圈的光，有人牵着狗从路灯下面走过去。他想起村口老槐树下面的石头。他想起王威的电动车。他想起海龙工具箱里的铁盒。他把手机拿起来打开微信，点开海龙的对话框——上一次发消息是互加好友那天，之后的对话栏是空的。他又点开王威的对话框——也是空的。他把微信关了，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他还没有意识到——选择空间正在变窄这件事是逐渐发生的。它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在他意识到的那一瞬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半。而他真正意识到的那一天还没到——但快了。2012年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落了一场雨，气温降了几度，建国在衣柜里翻出了那件穿了五年的外套。袖口的线已经开始散了，他没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没觉得需要换一件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