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何颖坐在办公桌后面。 陈大鹏发来的截图，她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我需要保护。” “如果我站出来作证，方志文倒了，他的亲戚朋友会不会报复我？” “我在这件事里也脱不了干系，我会不会也被追责？” 何颖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周敏是方志文案的关键证人——她经手了转账记录、假合同、假验收报告，知道钱去了哪里，知道谁签了字，知道哪些账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如果她愿意站出来作证，方志文就跑不掉。 但周敏说的没错——她自己也在局里。 经办人，签字人，执行者。 那些转账记录上有她的名字，那些假合同上有她的签字，那些被修改过的验收报告上也有她的名字。 何颖不是纪检干部，不是法官，她不能给周敏任何承诺，因为承诺了也兑现不了——她没有这个权力。 组织怎么处理周敏，不是她一个县长能左右的，更不是她嘴巴一张就能说了算的。 但她知道，如果周敏不站出来，审计组就算查到了问题，也很难定性——因为缺少经办人的证词。 合同可以解释为“管理不规范”，签字可以解释为“程序不到位”，水泥的日期可以解释为“厂家发错货了”。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找到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可以被接受。 但经办人亲口说“这是假的”，就解释不了了。 何颖坐直了身子，拿起手机，翻到县纪委书记刘志远的号码。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一下。 刘志远，县纪委书记，市纪委下派干部，为人正直，做事讲程序。 何颖调到晴顺县之后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常委会上见过，工作对接时聊过几句，私下里没有来往。 这个人话不多，表情也不多，开会永远坐中间位置，发言永远说“我同意”，像是任何事都不会让他动容。 但何颖知道，这种人要么是真的心如止水，要么是藏得够深。 她希望是前者。 她拨了刘志远的号码，响了两声，接通了。 “何县长？” 刘志远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不冷不热。 “刘书记，方便说话吗？” “方便。” 何颖斟酌了一下措辞。 “刘书记，我想咨询一个业务问题。” “什么？” “关于主动交代和从轻处理的规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何县长，是工作上的事还是……” “工作上的。我在整理一些材料，涉及到可能有问题的资金。经办人不是决策者，是具体操作的人，她想主动交代问题、配合调查、愿意作证。我想知道，组织上对这些人的政策是什么。” 她没有说周敏的名字，没有说柳河镇的事，没有说任何具体信息。 她想先听听刘志远怎么说，再决定要不要把周敏的事告诉他。 刘志远没有追问。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开口了。 “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分。情节较轻的，甚至可以免于处分。具体要看涉案金额、涉案情节、认错态度。” 何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从轻或减轻——从轻是处分轻一点，减轻是档次降一级。 “刘书记，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减轻”到什么程度？” 刘志远又沉默了两秒。 “是这样的。如果涉案金额不大、情节不严重、没有从中获利、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愿意作证，有可能只给党纪处分，不移送司法。” 何颖的心跳快了一拍。 不移送司法——这是周敏最想听到的话。 “只给党纪处分”意味着不判刑、不坐牢、不留案底——至少在司法层面不会影响她以后的生活。 但党纪处分也会记录在档，这辈子在体制内升迁是无望了。不过比起坐牢，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何颖不想在电话里追问太多，但有些话她必须问清楚。 “刘书记，你说的“有可能”，是基于什么判断？”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何县长，如果你那边有具体案例，可以拿材料过来，我们按程序研判。我现在什么都没看到，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我理解。不是要承诺，是要一个方向。” 刘志远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比刚才多了一点温度——不多，但何颖听出来了。 “方向就是——主动和被动，性质完全不同。主动交代的，组织会从宽；被查实的，组织会从严。” “从宽到什么程度？从严到什么程度？” “从宽，可能留党察看、行政撤职。从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何县长，你自己算算这个差距。” 何颖算了算。 留党察看，是保住了党籍；行政撤职，是保住了公职。虽然职位没了，但退休待遇、社保这些还在。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坐牢。 这个差距，是一个人的后半辈子。 “刘书记，还有一件事。” “你说。” “如果经办人愿意作证，但担心被报复，组织上能提供保护吗？” 刘志远沉默了两秒。 “保护证人，是纪委监委和公安机关的职责。如果她愿意配合调查、愿意作证，我们会按程序采取保护措施。具体怎么保护，要根据案情来判断。” 何颖点了点头。 “刘书记，我这边可能近期会有人来主动说明情况。到时候，我让她直接找你，还是通过什么渠道？” “让她写一份书面材料，署名，附上证据，交到我这里。我看了材料之后，如果符合条件，按程序启动调查。证人保护的事，到时候一并安排。” “好。” 何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 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刘志远说的那些话，比她预想的要好。 “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分。” “情节较轻的，甚至可以免于处分。” “有可能只给党纪处分，不移送司法。” “主动和被动，性质完全不同。” 这些话，每一句都是定心丸——虽然不是承诺，但至少给了方向。 何颖睁开眼，拿起手机，翻到陈大鹏的微信。 她把刘志远说的话整理了一下，但隐去了“刘志远”这个名字，也没有提纪委，只是把政策方向和工作程序转了述。 “我问过了。关于主动交代和处理的问题，政策是这样的：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分。情节较轻的，可以免于处分。” 她打了这几行字，又加了一段。 “具体到周敏的情况——她是经办人，不是决策者，没有从中获利，如果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愿意作证，大概率只会受到党纪处分，不会移送司法。” 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想了想，又加了一条。 “还有，关于保护的问题——组织上有保护证人的程序。不是谁拍胸脯说“我保证你没事”，是走正规程序，按规矩来。她不用担心会被报复。” 最后一句话，她特别提醒。 “你告诉她：站出来作证不只是帮我们，也是在帮她自己。审计组已经查到问题了，就算她不说，审计报告出来后，纪委监委也会介入调查。到时候就不是“主动交代”，而是“被查实”。主动交代和被查实，性质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发完之后，她盯着屏幕，等着陈大鹏回复。 过了大概两分钟，陈大鹏的消息过来了。 “我把这些话转给她。她今天晚上过来，你当面跟她谈。” 何颖回复了一个字：“好。” …… 与此同时。 陈大鹏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笔记本，手机放在旁边。 何颖发来的那段话，他看了好几遍。 他觉得何颖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不是承诺，但比承诺更有力，因为这是政策，不是个人的“我保证”。 他把这些话复制了一遍，准备发给周敏，想了想，又加了几句自己的话。 “周敏，何县长让我转告你：你提的那些问题，她不能给你任何承诺，因为承诺了也不算数。 但她问了专业人士，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分。 你是经办人，不是决策者，没有从中获利，大概率只会受到党纪处分，不会移送司法。” “还有，组织上有保护证人的程序。你不用担心会被报复。” “如果你愿意站出来，今天晚上就去见何县长。她会当面跟你谈。” 发完之后，他盯着屏幕，等着周敏的回复。 等了大概五分钟，周敏的消息过来了。 “我今晚过去。” “几点？” “七点。” “地址我发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 陈大鹏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 终于，周敏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不是“再等等”，不是“你让我想想”，而是“我今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