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 接下来两个钟头，我就在院里挨棍。老苗今天教的不是摔，也不是起。 他教我“让”。 不是怂的那个让，是让半寸。 刀来了，不是往后跳，你往后一跳，脚下乱，人家第二步就压上来。要让肩，让胯，让中线，让得多了，自己丢架，让得少了，刀贴肉过去，人还能活。 “江湖打架，最怕两种人。一种不要命，一种太惜命。不要命的会拖你下水，太惜命的会先卖朋友。你要学第三种。” 我问：“哪种？” “怕死，但别乱。”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我在唐山一条窄巷里，被三个人堵住，靠的就是这句话。 老苗拿棍子抵住我胸口：“下墓也一样。顶上掉土，别喊。水里灭灯，别抓人。棺材动了，别跪。你一乱，旁边人也乱。一窝人乱了，墓不用机关，自己就把自己送走。” 我点头。 这是真东西。 道上常说老手值钱，不是因为老手一定力气大，也不是因为老手胆子肥。老手值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能贪一口，什么时候一口都不能咬。盗墓这行，死得最多的不是笨人，是觉得自己聪明的人。 我被老苗一棍子抽到墙边，肩膀撞在土墙上，灰掉了半脸。 老苗问：“服不服？” “不服。” “好。” 他又打，我赶紧补了一句：“但我给钱了，您轻点。” 老苗笑骂：“怂货。” 他嘴上骂，手上却真轻了些。 天色彻底暗下来，院外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 我忽然想起郑有德和谭辣椒。按时间算，他们该从安西回来了。 我扶着墙站起来：“苗爷，我得回去了。” 老苗没拦我，只把木棍往墙边一靠：“回去跟郑独臂说，镇西河边最近别去。” 我抬头看他：“你也知道？” 老苗冷哼：“柳沟镇多了几只耗子，我还能闻不出来？” “灰帽子是谁？” “不知道。” 老苗脸上的褶子压了压，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走人。 “苗爷，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老苗把烟袋锅往门槛上一磕：“小子，江湖上的事，知道早了，不叫本事，叫短命。” 我没再问。 他能说到这一步，已经算破例，我转身往外面走去。 老苗又叫住我：“陆九峰。” 他很少叫我全名。 我回头。 “你欠我那件事，别忘。” “忘不了。” “真到那天，别跟我讲穷，别跟我讲怕，也别跟我讲你把头。” 我看着他。 院里没风，灶房门口的柴灰却轻轻动了一下。 “只要不杀人，不卖朋友。” 老苗点头：“够了……” 我走出老苗家，右腿疼得更厉害了。可这疼不一样，疼里带着点底气。 回到院子时，天已经擦黑。 院门口停着一辆破面包车，车漆掉得跟癞皮狗一样，后门半开，里面塞着氧气瓶、钢管、木楔、两台旧千斤顶，还有几捆麻绳。 谭辣椒正站在车边卸货，嘴里叼着烟，脸上全是灰。 郑有德坐在屋檐下，左袖空荡荡垂着，右手盘着核桃。 他看见我，没问我去了哪，只说：“进屋。” 我心里一紧。 把头不问，比问还吓人。 马大已经醒了，右手虎口重新包过，坐在炕边不吭声。马二蹲在地上，一看见我，眼神还有点飘。 我知道他怕怪鱼那事露馅。 我也没点他。 这时候要是把这事抖出来，马二挨打，我也干净不了。江湖上有些账，能秋后算，但别当面在饭桌上算。 郑有德进屋，把门一关。 谭辣椒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往桌上一放。 “货出了。” “贴棺金，一万。” 郑有德伸出三根手指，紧接着又伸出两根：“青铜盘，三十二万。” 最后，他拿起茶缸喝了一口水：“铜镇，十五万。” 马二愣住了。 “一共四十八万。”谭辣椒接话道。 屋里静了一下。 马二猛地一拍大腿：“娘哎！四十八万！” 他这一巴掌拍得太响，连炕沿都震了一下。 那年月四十八万是啥概念？ 柳沟镇老师一个月不到三百，县城里一套像样的房子几万块。四十八万摆在眼前，别说马二，我听着心口也发热。 钱这东西，没见过大数的时候，人觉得自己挺硬气。 真到了眼前，骨头都软半截。 马二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嘴都合不上：“把头，那咱是不是……” 郑有德抬眼看他：“是不是什么？” 马二搓着手：“那盘子您不是说快四十万？铜镇不是二十万？咋一出手，少了十几万？” “你还想一分不扣？”谭辣椒冷笑。 “可东西是真的啊，安定侯三个字摆那儿，谢尔盖又不是瞎子。” 郑有德把核桃往桌上一放。 “马二，我告诉你个事。生坑货，见光死。” “刚出土的青铜器，土腥味、水汽、锈皮都在。国内敢明着接的人没几个。接了，要找路子洗，要编来历，要过关口，要塞嘴。中间人封口费，押货人的过路费，出境的打点费，哪一样不要钱？” 他看了我们一圈。 “你以为一件东西从墓里出来，到香江柜台上摆着，中间就换个盒子？” 这话我后来才真正懂。 多年以后，我在南方一个老板的办公室里，看过一本海外拍卖图录。里面有一件“安定侯蟠螭纹青铜盘”，介绍写得很干净，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私人旧藏，后由香江藏家递藏”。 那件东西，在香江嘉士伯拍卖行拍了三百万。 我当时没眼红。 真没眼红。 因为我知道，我们从墓里弄出来时，它还带着黑水潭的泥味。要把一件冥器洗成“海外回流”，中间要死多少脑子，走多少门路，填多少人情。 那钱，不是我们这种地沟耗子能挣的。 我们只能挣第一口。 第一口最脏，也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