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晚上9点15分。 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三层。 当过议员的朋友们都知道，在美国的立法机器里，有一种不为公众所知的、极其古老而高效的权力运作方式。它不发生在镁光灯下的辩论厅里，也不发生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 它发生在走廊尽头的密室里，发生在深夜的电话线里，发生在洗手间的窃窃私语中。 它叫做“党鞭运作“。 在美国众议院的权力结构中，“党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职位。这个词（hip）的起源，来自于英国猎狐运动中负责用鞭子驱赶猎犬的“hipper-in“。 在国会里，党鞭的工作本质上和那个驱赶猎犬的人一模一样——用一切手段，把本党那些各怀心思的议员们，像一群不听话的猎犬一样，驱赶到同一个方向上去。 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许诺未来的委员会席位、威胁撤回竞选资金支持、安排（或取消）某个议员心仪的海外“考察“旅行、暗示在下一轮党内初选中“帮助“他的对手…… 总之，胡萝卜加大棒。 而在今晚这间灯火通明的、位于雷伯恩大楼三层深处的封闭会议室里，共和党众议院少数党党鞭罗伊·布朗特和他的核心团队，正在进行着也许是这个职位设立以来，最高压的一次“计票行动“。 会议室的门被从里面锁死了。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 房间中央那张长桌上，摊开着一份巨大的、用A1纸打印的名单。 共和党众议院全体199名议员的名字，按选区排列，密密麻麻地印在上面。 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有一个手写的、用彩色马克笔标注的圆点。 绿色：确定赞成。 黄色：倾向赞成/未定。 红色：确定反对。 此刻，这张名单上的颜色分布，让罗伊·布朗特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薄薄的汗。 绿色的点太少了。红色的点太多了。 而最让人心焦的，是那一大片犹豫不决的、像是随时可能变色的黄色。 “目前的情况。“ 布朗特的首席计票助理——一个三十二岁、名叫凯尔·莫里森的年轻人正站在白板前，快速地向在座的几位核心幕僚汇报。 “截至今晚八点，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全部199名共和党众议员的第一轮摸底。“ 莫里森的声音带着一种明显的疲惫。他从今天早上七点就开始打电话了，嗓子已经沙哑了。 “确定赞成，也就是那些明确告诉我们“YeS，我会投赞成票“的人——目前是六十二人。“ 他用绿色的马克笔，在白板上的一个饼图里，画了一小块。 “确定反对，那些不管你怎么说、铁了心要投反对票的——目前是五十八人。这里面大部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极右翼的议员。对这些人，施压基本上是无效的。他们宁可被开除出党也不会投赞成票。这件事触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底线。“ 莫里森在白板上的饼图里，又画了一块红色。 “而剩下的——“ 他的声音顿了一下，目光落在了那张大名单上那一片刺眼的黄色标注上，“剩下的七十九人，目前处于“倾向赞成“、“未定“、或者“含糊其辞“的状态。“ 布朗特盯着那个数字。七十九。 民主党那边已经答应会搞定140票赞成。而按照他和博纳向保尔森和佩洛西做出的承诺，共和党需要贡献至少一百票赞成。 62+至少38（从那79个黄色里争取）=100。 这意味着，在那七十九个摇摆不定的人里，他们至少需要说服其中的三十八个，在下周一走进众议院投票厅时，按下那个“YEA（赞成）“的按钮。 从数学上看，这似乎不是非常难以达成的目标。七十九个人里拿下三十八个，不到一半。 但布朗特太了解这群人了。 “那些标黄的，“布朗特用沙哑的声音开口了，“具体是什么情况？“ “比较复杂。“ 莫里森翻了翻手里那叠厚的笔记，“粗略分一下的话，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大概有二十多个人，是真正在犹豫的。他们既怕得罪选民（投赞成票），又怕得罪领导层和金主（投反对票）。这些人是最好争取的——他们需要一个“台阶“，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回去跟选民解释的理由。如果我们能在法案里塞进几条“保护纳税人“的修正条款，给他们一块遮羞布，他们很可能会倒向我们这边。“ “第二种，大概三十多个人，说的是“我倾向赞成，但我需要回选区听听意见再做最后决定“。“ 莫里森停顿了一下，露出了一丝犹豫的表情。 “这些人……坦白说，我不太确定。他们在电话里的态度很友好，不像那些铁杆反对派那样冲你吼。但他们也从来不给你一个明确的“YeS“。他们总是说“我理解大局“、“我知道法案很重要“，但最后总会跟一句“让我周末回去再想想“。“ “你觉得他们周末回去之后，会怎么“想“？“布朗特追问。 莫里森沉默了两秒。 “说实话，布朗特先生，我不知道。“ 他的诚实在这间充满了政治话术的密室里显得有些刺耳，“这取决于他们回到选区后，面对的是什么。如果选民情绪还算平静，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抗议，他们也许会按照之前的“倾向“投赞成。但如果……“ 他没有把话说完。 “第三种呢？“布朗特追问。 “第三种，大概十几个人。“莫里森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无奈，“这些人，对我们的电话，根本……不接。或者接了，就说“我很忙，改天再聊“，然后挂掉。我们甚至联系不上他们。“ “联系不上？“布朗特皱起了眉。 “有几个已经提前回选区了。“莫里森摊了摊手。 “还有几个……我怀疑他们是故意在躲我们。他们不想在表决前，被我们逼着表态。因为一旦他们对我们说了“YeS“，就等于在党鞭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周一就不好反悔了。“ 布朗特靠回椅背捏了捏太阳穴。 他做了几十年的党鞭工作。他太熟悉这种游戏了。 那些“不接电话“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准备在周一投反对票的。他们只是不想提前暴露自己的意图，以免在这几天里承受来自领导层的巨大压力。 而那些说“让我周末回去想想“的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想“，而是在等。他们在等着看，选区的风向到底有多大。如果风小，他们就投赞成（配合领导层，换取未来的利益）；如果风大到他们扛不住，他们就会在最后一秒反水，而且不会告诉你。 这就是美国众议院：每一票，都不是靠“理想“或“大局观“来决定的。每一票的背后，都是一笔精密的、关于“这一票对我的连任有什么影响“的个人政治计算。 布朗特睁开了眼睛。 “好。“ 他的声音恢复了冷酷的务实，“从现在到明天下班之前，我们集中火力，攻那七十九个人里的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那些需要“台阶“的。“ “告诉他们，法案的最终版本，当然会加上“纳税人利益保护条款“和“高管限薪条款“。这些是佩洛西那边坚持要加的，我们同意了。把这个当作他们向选民解释的挡箭牌——“我不是在救华尔街，我是在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如果他们希望加入额外的条款，都可以谈。“ “对那些要“委员会席位“和“竞选资金“的，该许诺的许诺，该暗示的暗示。不要吝啬。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仗。“ “至于那些不接电话的——“布朗特的眼神冷了下来，“发邮件。如果邮件也不回，就让他们选区的地方党部主席去找他们。让他们知道，如果这次法案因为他们的缺席而出了岔子，领导层会记住的。“ “是。“莫里森和其他几位助理纷纷点头，抓起了各自的手机和那叠厚厚的笔记，准备回到各自的格子间里，继续那场漫长的、一个一个打出去的“电话马拉松“。 “还有一件事。“ 布朗特在他们走出门之前，叫住了他们。 “明天下午五点之前，我要一份最终的票数汇总。“他的声音很重，“绿色、黄色、红色，一个都不能漏。我需要在周五收盘前，向博纳和保尔森那边，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 “如果最终汇总的“确定赞成“加上“倾向赞成“的总数，能达到一百票以上——我们就向市场放风，宣布法案进入最终投票阶段，让那帮快崩溃的交易员安心过个周末。“ 莫里森点了点头，拉开了会议室的门。走廊里空荡荡的，深夜的国会大楼安静得像一座陵墓。 他走回自己的小格子间，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份巨大的、标满了红黄绿三色的EXCel表格，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拿起了电话，开始拨出今天的第……他已经记不清是第几十个了。 “喂，约翰逊议员吗？我是布朗特办公室的莫里森。是这样的，关于救助法案，我想跟您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