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前一周，方涵收到了飞升积分制试点的第一批跟踪评估数据。 数据包由工信部信息中心从几个试点省份的省级登记系统逐省汇总而来，加密传输，解压后的原始数据量不大——试点才刚刚启动一轮，覆盖的省和企业数量有限，很多字段还是空白。但已经有足够多的数据点可以让方涵开始做一些初步的对比。 她在教育部办公室里把数据包逐表解压，在双屏显示器的左边打开原始数据表，右边打开她几周前建立的那张护栏跟踪评估表。表的首行仍然只有那两个字——“护栏“，是她从小满闭门报告回来那天晚上打上去的。下面是空的字段：不交叉合规率、不可逆合规率、可撤回合规率——每一列对应韩世清提出、她逐条起草的三条基本原则。 方涵的工作方式是从不先看排名分布。她先看护栏。她用了一个上午逐一核对了已返回数据中所有涉及“效能数据跨系统调用“的条目——赋分制的退回评估系统是否被飞升积分的效能数据库以任何方式查询过。她在“不交叉合规率“一栏中标记了每一个被检测到的查询请求的时间戳和来源系统。然后把其中来源不明的查询逐一筛选出来，标成红色。 下午她打电话给韩世清。用的是私人手机——不是加密内线——她在电话刚接通时说她已经把首批护栏数据过了一遍，不交叉方面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查询来自飞升积分试点省份的省级社保数据库端口。问韩世清是否能帮忙确认这些端口是否在技术上被授权了跨系统查询。韩世清说他会请信息安全中心配合——需要时间。方涵说可以——她现在打电话只是确认这些端口存在。他说那就够了。 挂了电话，方涵在护栏跟踪评估表的“不交叉“一列中标注了那几条待确认的查询链路，标为橙色。然后她才开始看排名分布本身——效能积分的首批全样本分布直方图。直方图右尾很窄——最右侧的几个积分极高的个体都是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在试点之前已经在各自公司的内部效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左尾比较宽——分布集中在中间偏低的位置，没有出现极度落后的超低分个案，但积分最低的一组在年龄和行业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中年工人和服务业的基层从业者。 她在这个格子上画了一个圈——和韩世清在所有季度评估简报上画的圈差不多大。 然后她翻到数据包最后几页——试点参与者的退出申请记录。退出的绝对数量不大——试点覆盖面本身不大——但退出人群的特征让她把铅笔拿了起来。退出申请主要来自三个群体：效能分被自动公开后发现自己排在同事视线中的中年基层员工、效能认证中出现排异相关短期波动的植入者、以及有未成年子女且子女尚未植入的家庭中父母一方。最后一个群体的人数不多，但退出申请中附带了一个她在数据表中无法量化的备注字段——“本人退出效能认证，但请确认是否会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效能数据关联。“ 方涵在这个备注旁边打了一个很小的问号——用铅笔，不是红笔。她没有现成的答案。她把问号留在那里。 芒种前两天，张薇的论文《性别差异作为神经接口排异预测因子：多中心随访数据的初步证据》在日内瓦的一份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正式发表了。 这篇论文在她草稿箱里躺了很久。收件人的位置直到最后也是空的——不是因为她不敢发，是因为她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附录B中涉及的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授权条款逐一逐条清理完毕。那些数据的采集跨越了不同的伦理审批框架和不同版本的数据使用协议——有些亚洲国家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不允许匿名数据被用于跨国比较研究，除非研究对象本人签署了专门针对跨国分享的补充同意书。张薇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所有法律文件补齐。她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写了很简短的一段话——“感谢所有在签署同意书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这篇论文提供数据的被试。你们之中大多数人和我永远不会见面——但能使用你们的数据是我的荣誉。“ 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她在中科院内部数据库摘要中早已阐述过的那个论点：在多中心匿名化长期随访数据库中，女性在排异反应发生率、排异严重程度和排异持续时间三个维度上均高于男性。论文不仅给出了统计显著性——她还在讨论部分专门写了一节对现有效能评估量表的校准假设做深入的技术分析。她的措辞极其谨慎——每一句话都在经过法律顾问的审核之后又做了补充修改。 她写道：“当前所有在国际上被主流神经科技公司和各国监管机构备案使用的效能评估量表的默认校准数据集，均以男性被试为主导——女性在原始校准样本中的占比与总体女性植入者的人口比例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并非任何特定个人或机构的恶意排除——它是神经接口早期临床试验中女性被试招募的历史性不足与数据集累积偏差共同造成的。“ “但这不改变一个结构性后果：当以男性为主导的数据集校准出来的效能评估量表被应用到混合性别人群中时，女性在排异期的效能下降将在未经任何性别校正的情况下被放大评估。排异期时长、排异严重程度与效能下降率的性别差异被量表的不匹配进一步偏置——结果是女性在排异期的效能分在单次评估中表现得更低，而评估系统将这一差异解读为'效能偏低'而非'量表校准不匹配'。“ 论文发表后不到几天，日内瓦的国际神经伦理学会通过邮件向她发出了正式邀请——请她在学会今年的年度会议上做特邀主题报告，报告题目由她自定。她回复了接受，附了报告题目——“被不可见偏误构成的公平：效能评估量表与性别数据的结构性不对称。“ 同一天，玛丽亚·冯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伦理工作组内部引用平台上看到了这篇论文的预印本。她把张薇论文的全文下载下来逐段读完，然后把论文引用进《神经权利公约》修订草案的附录——作为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中关于“非中立性效能标准“的证据材料之一。她在引用说明中写了一句话：“如果一项制度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在默认校准假设中存在性别偏误，那么该制度所产生的一切排名在技术上不满足公平准入条件——不是因为排名不公平，是因为排名所使用的尺子本身的量纲在不同的性别群体中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有效对标值。“ 她将这段引用说明的草稿发送给张薇，征求作者同意。张薇在看到邮件时愣了一下。第二个感觉是——玛丽亚·冯做的事是她自己一直在想但没有权力做的事。不是引用——引用她自己是第一作者，她可以自己发邮件请求任何期刊引用。让她停顿的是另一件事：玛丽亚·冯是在制定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将她的数据从一个学术数据库变成了制度可引用的法理基础。不是在学术期刊上引用她的p值——是在法律文本的附录中把她的发现转化为修订条款的实证支撑。这两者之间跨度的距离比她之前估计的要短很多。 芒种前一天，韩世清和秦铭在法工委的一间会议室里完成了飞升积分制试点与赋分制关系界定的立法预研框架定稿。自从小满闭门报告之后，韩世清在电话里对秦铭说了很多——不是命令，是思想。他说赵豫章在闭门报告里把护栏这个词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概念——不是一次性的政策选项，是任何排序系统必须内嵌的退出与缓冲制度。他建议秦铭在起草框架时将三个护栏原则不只写作赋分制与飞升积分之间的边界条款，而是写成一个“排序系统通用护栏准则“——准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当前试点，而是任何一个未来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以比较排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秦铭在那通电话之后把自己关在法工委微型研讨室里，对着那份已经写了好几天的框架稿反复推敲。他保留了原来用星号标记的“强制性定期再校准条款“——并将它的适用范围从赋分制和飞升积分扩大为“所有涉及长期持续比较排序的社会制度体系“。他在条款措辞中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在后续立法辩论中被攻击为“否定竞争“的措辞——他不是否定竞争，他是让竞争在护栏内运行。 最后他在框架附录中新增了一个简短的分节——“护栏的定义与哲学根基“。他在这节开头写道：“本框架中的'护栏'概念在中枢内部闭门形势通报期间由个别领导者在特定语境下做了明确的系统阐述。该阐述的哲学价值在于——它不试图遏制比较，它承认比较的数学规律——它为在比较的持续运行中保障不被排斥的权利提供制度化的出路。护栏不是排斥比较——是对比较的伦理无害化。“ 会议的最后，秦铭在定稿封面上用钢笔写了几行字——“预研报告建议版本。框架的正式文本附后。护栏不是挡路石——是在悬崖前设的栏杆。它不会让车变慢——它只是告诉驾驶员：从这里往外是危险的。本应不是每一个驾驶员都能看到地图——但每一个人都应该能信任护栏。框架已定稿——请韩部长批示。“ 韩世清逐字看完秦铭的这几段话后，在预研报告最后一页下面用红色钢笔写给秦铭的反馈中写了几个字——“最好的部分在附录。护栏的哲学根基——正是我想说而说了好几个季度没说完的话。谢谢您帮我说全。“ 他把定稿夹在公文包专门隔层里，和方涵上午刚刚加急送达的第一次护栏跟踪评估初始数据放在一起。两份文件并排放着——一份是法律的框架，一份是数据的初筛。他想起每次季度评估之前他都会打开抽屉看看父亲的习题集。今天他也看了——然后关上抽屉，把两份文件带去了下午的例行部际协调会。协调会上方涵做了关于首次护栏数据的小范围简报——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只说大部分指标在预期范围内，但不交叉字段有几条待确认的异常查询——已报信息安全中心排查。韩世清在协调会记录上写了几个字：“不交叉——待确——继续。“ 芒种当天上午，京都下了入夏以来的第二场大雨。雨不大但密，不是小满那种雷暴雨的阵势——是芒种特有那种细密绵长的“芒种雨“，打在银杏叶上一滴接一滴，滴滴分明，每一滴都极小但每一滴都能在叶片上停留很长时间——因为空气湿度大，水珠蒸发慢。小风在树洞里的侧枝已经被连续两场雨浇得油亮亮的，斜长的叶片在雨中轻轻抖动，把雨滴往下一片叶子上导。 周雨在芒种前一天晚上画了她的第十一幅画。这幅画的视角不同——不是从外面看树冠，是把观察点放到了树洞内层的最深处：那层被侧枝完全遮住的密不透风的老叶上。画面上是那些上一季的老叶子——已经不是绿的，是深褐近黑的颜色，表面斑驳，有些被虫咬出小孔。小孔本身是残缺——但每一个虫孔都被她标上了极小的红点。从那些小洞中漏进来的光是狭窄而极细的金色光束——不多，极微弱——但这些光在照到哪里之前已经经过了层层叶片反射损耗。它们是从树冠最顶层银杏叶之间的几处缝隙穿过来的——银杏叶在芒种时已经被晒得极密，绝大多数阳光被挡在了外面。但留下几个空隙——极小。 周雨在画的背面写了几行字：“芒种。银杏叶长满了——小风现在直射不到太阳了。以前有一束穿过缝隙，现在缝隙被新长出来的银杏叶遮住了。但小风没有枯——我还趴在树洞口往下翻了很久。上面的叶子虽然把光遮住了，但不是全部。有从虫孔漏下来的。虫孔在叶子上是残缺——被虫子咬坏的部分。但对下面更老的叶子来说——虫孔是光。完整的叶子挡光——残缺的叶子透光。所以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完整的。“ 她把画拿给林晚晴看的时候没有解释那些红点的含义。林晚晴在画的对面看了很久——然后把画转过来看背面那段字。她反复念了最后那句话——“什么是完整的。“然后放下画，抱了抱周雨。她说这不是问句——这是结论。完整的叶片挡光——残缺的虫孔透光。这是你告诉我的——守护者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形状。 周雨把第十一幅画放在茶几上，和前十幅画按顺序排列好。从“暖色和亮色“到“小满：斜长“到“芒种：虫孔是光“，一年多了，每一幅画都在她视觉中一点点推进。从区分颜料到理解共生到发现斜长——现在她发现了虫孔的价值。林晚晴用手机把这幅画拍照发给了韩世清。他们之前是世家的交情。附的文字只有一行：“虫孔是光——残缺透下的光照亮的是更深层的老叶。这可能是关于'护栏'最好的意象——护栏保护的不是完整——是残缺透光。“ 韩世清在办公室里收到这幅画时刚刚结束部际协调会。他把那行字反复看了很久。然后从笔筒里拿出一支蓝钢笔——和他当年在赋分制公告上慢慢写下一行字时是同一支笔——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虫孔是光。周雨老师——你说出了一个我这一个多季度以来一直想在这张纸上写的完整答案。不是护栏保护弱者——是护栏保证残缺不变成彻底的黑暗。残缺本身不是要被修复的——残缺是光还能通过的唯一途径。“ 他把便签折好放进一个信封里。信封正面写了“周雨收“，放在办公桌上待寄。窗外芒种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长安街上的梧桐叶被洗得发亮，和银杏叶、构树叶在各自的层位上安静地承接雨丝。 芒种后第二天，飞升积分试点的效能数据首次被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正式纳入信贷评估的参考维度。 这家公司在芒种前已与工信部飞升积分试点联合工作组建立了官方合作意向的讨论记录——不是合同，不是合**议，是在“探讨可能性“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标准化沟通。芒种后，公司信贷部门在内部会议上决定在部分试点产品线中将被授权的效能积分数据作为风险定价的一个附加参考项——不是替代原有征信标准，是附加。公司CEO在股东电话会议中用的措辞是——“还没有全面落地的商业方案——还在合规框架下探索可能性。“但他向投资人解释的那个“探索可能性“的具体方案包括了一句话——“效能积分在85分以上的申请人可以通过绿色审批通道——极简化材料，不需要担保人。“ 这句话被一位科技记者通过财报电话会议录音捕捉到，在当天临晨写进了报道里。报道的标题是《飞升积分首次进入信贷定价：“分越高越不需担保“》。文章在晚间被发到社交媒体上，前几小时的评论区就被引爆了。 第一波赞同者的评论大多是之前支持效能公开化的同一群人。“这是自然的——信用评分、收入、工作稳定性早就被银行用来定价了。效能分只是多了一维度。“一条点赞数迅速攀升的评论写道：“所有批评这个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银行已经用你的户口、房产、社保缴纳地给你定了几十年价。效能分至少是透明的——你能看到自己在哪一层。“ 反对者的评论集中在“附加“这个词上。“没有客户保护——这家公司自己决定——没有听证，没有监管，连飞升积分试点方案里都没有提到信贷挂钩。'“附加'在今天是不强制，但'附加'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词——不和你的主信贷评估条件绑定——不取代——所以监管会觉得它不是'准入条件'，它只是排在那里。但两年后当银行的风险部门内部将效能分默认纳入审核表时——它就不是附加了——它已经是默认分母。“ 在这些讨论爆发后的第三天，韩世清收到了方涵转来的这条报道的链接，她附了一句：“信贷场景的首次挂钩——已确认符合试点方案的公开条款。无需批准——因为它属于企业自主行为——未构成法定关联。但护栏尚未定义信贷场景。需要补充吗。“ 韩世清读到这条消息时刚用完午饭，靠在办公室椅背上，窗外的芒种雨后阳光从叶片边缘透进来。他给方涵回复了：“需要。护栏目前只覆盖赋分制与飞升积分之间的交叉——但不覆盖积分被下游第三方商业机构使用时的边界。授权撤回应覆盖下游——但现行条款中未写入。请在下月跟踪评估初稿中加入一期护栏扩展提案——建议范围覆盖金融信贷、保险精算、医疗服务优先排序三个高外部性领域。不要求立即定论——要求开启系统性评估。“ 他把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突然想起来几年前在教育部的某个部际协调会上，顾维钧面无表情地说“让房租、学区、医疗费、社保门槛——让生活本身，替我们完成淘汰。“那时在场的人都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现在他面前放着飞升积分的信贷关联报道。淘汰已经不在长安街那间会议室里被任何一只手用笔写着——它已经变成了更安静、更不引人注目的——在每一张贷款申请审批表中、在效能分那一栏旁边——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更新。 他在当天的笔记本上补了一句：“护栏追不上金融——护栏是靠法律来跑的，金融是靠利润追信号的。两者的速率差——可能是整个框架最不设防的地方。“ 芒种后第四天，方涵完成了护栏首次评估的初稿。她把飞升积分试点首轮跟踪数据的全部护栏维度分析写进了一份不到二十页的报告中。报告的核心发现用三句话概括： 第一，不交叉字段出现了若干条来源不明的跨系统查询——已由信息安全中心确认，全部来自省级社保数据端口，目前未发现数据被实质性窃取但查询请求本身在权限上存在程序瑕疵。第二，可撤回——正式退出申请的累计数量不大，但退出者在退出后面临的一个无法被护栏覆盖的非直接代价——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在他们的内部风控模型中自发地将撤回效能认证的客户标记为“信息不完整“类别。没有制度规定要求他们标记——他们的机器学习风控引擎在缺少效能分段变量时自动降权了对应客户的信贷评级。第三，飞升积分最高分段与最低分段之间的效能差距在首批试点数据中约为百分之几十——但差距的分布与已有的社会层级存在显著重合——高分段集中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中，低分段集中在未受高等教育的基层劳动者和农业人口中。 方涵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写道：“护栏目前在直接制度层面上履约良好——不交叉与不可逆条款没有重大违规，可撤回条款在行政程序上可行。但护栏无法覆盖一个更隐蔽的机制——当效能积分被第三方商业机构自发纳入风控模型后，退出效能认证不是恢复到认证前的中立状态，而是被系统冠以'信息不完整'的标记。撤销时公民不受到制度性歧视——但在商业领域，信息不对称本身变成了一种惩罚。退出的代价不是在退出时付出——是在退出后，每次信贷评估看到那个'信息不完整'标签时自动扣除资质。“ 她在报告最后一页附了一张手写的便条，是给韩世清的。“部长——这近一个月以来我从数据里看到的最不安的事，比不交叉漏洞更让我不安，是'信息不完整'这个标签。它不是任何人的恶意——它是算法对缺失数据的默认行为。但默认行为在结构中和对人的伤害完全一致——只是它不说。沉默的排除不需要主人——它只要一个默认参数就够了。“ 韩世清收到这份初稿后，把手头所有其他文件推到一边，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逐段看完。他看完之后给方涵回了一条仅几个字加一个标点的消息——“默认参数——加入护栏扩展提案专门说明。谢谢。“ 芒种时节，京都的夏天已经进入了稳定的节奏。每天上午天气晴朗，下午开始升温，傍晚偶尔有短时的局部小雨把梧桐叶上沾了一整天的灰洗掉。长安街两侧的银杏树浓荫密布，树冠层叠，把自行车道上空遮得紧紧的。整条街从南向北看上去像一条绿色的隧洞——隧洞中有一棵银杏树和一个躲在树洞里的构树，各自在自己的层位上安静地长着。 张薇从新加坡飞到布鲁塞尔参加国际神经伦理学会年度会议的那天正是芒种后的第一个周五。她没有做传统的PPT，而是把她在《性别差异作为神经接口排异预测因子》论文中引用的全部原始数据图表逐张展示了一遍——每一张图表都在屏幕上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让观众看清横轴和纵坐标的标签。她讲完后没有离开讲台，而是把手放在讲台边缘，微微往前靠了一下，说了一段她事先没有写进稿子里的话。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数据在数学上不存在任何性别的偏向，因为数字不关心。那时我二十二岁，花了很长时间在试图说服自己——不，他说的不对——但找不到反驳他的证据。现在我找到了。数字确实不关心——但校准数字的默认设置是人选的，人选的是有性别的。当你把一群人赶上前去校准一把尺子——然后没有被摆在秤盘里的另一群人被这把尺子量着——她们每一次被量都是对旧的不公的一次新确认。这不是数字的错。这是校准的默认设置没有一个内置的'谁不在'检查。“ 她在讲完这句话时短暂停了一下，然后非常轻声地说——“这个'谁不在'——是我花了很多年才学会问的问题。我没有早一点问——所以现在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 在台下坐着的一位老教授——头发全白，戴着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分钟才写完这几个字。他写完之后合上笔记本，用笔端轻轻敲着他前排座位的椅背——和玛丽亚·冯在布鲁塞尔雨天的敲击差不多是同一种节奏。 当天的晚宴上，玛丽亚·冯端着一杯红茶走到张薇身边。说她已经完成了《神经权利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中引证她论文的那一条款在起草小组内部的初步审阅——引用已获通过。张薇问审阅花了多少天。玛丽亚·冯说大概不到十天——在公约修订的时间表中算很快了。张薇说她很感激——但她想问一个问题。玛丽亚·冯点头。 “在不到十天的审阅期间——有多少审阅者注意到我在论文里附录的这个部分——女性在原始校准数据集中代表性不足——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数据库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早期临床试验的被试招募结构造成的累积偏误——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没有被任何监管机构列为校准必须审视的问题。“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有人问过。他们都是男性审阅专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不是他们不愿意看——是他们从来没有被训练过在看校准数据时先问'谁不在'。“ 张薇把她的红茶杯轻轻放在桌上，看着晚宴厅窗外的布鲁塞尔夜空。她说她写这篇论文的这些年，最孤独的时刻不是在凌晨对着数据逐行比较p值——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反复推敲句子时，忽然意识到她为数以万计的女人写下的每一个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在审阅者看来——如果审阅者也是女性的——会是明显的——但在审阅者大多是男性的时候——她必须用一套额外的技术语言，把一个在直觉上极其明显的差异包装成必须经过多变量回归才能被正式验证的结论。不是因为差异不存在——是因为那些只能被女人感知的不匹配在这个专业的共同体中曾经不被视为有效证据——需要被翻译成男人也愿意承认的统计显著性。 她把这段话说完之后，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个极轻的力度——和一个女儿在给妈妈掖被角时几乎相同的力度——碰了一下她自己的手腕。没有解释是什么意思。但张薇认出了那个手势。 芒种进入尾声。飞升积分试点第一批护栏数据引发的内部邮件链在中枢内部流转了好几遍。赵豫章在收到秦铭正式定稿的《排序系统通用护栏准则预研》和方涵首批护栏跟踪评估报告后，用铅笔在两份封面上各自画了一个很轻的圈——和他在最早排异反应数据披露文件封面上画的那个圈差不多大。圈不大，但每次都压在极其精确的几何位置——不偏纸页中心，也不偏页边——在文件编号条右上方那个极小的空白处。 然后在抽屉的底层便签纸上又如往常地写了字，划掉，重新折好。他把两份文件和周雨那幅“芒种：虫孔是光“的照片打印件并排放在一起——一直等到傍晚的光全部暗下去才把它们收进抽屉。 窗外芒种末的暮色中，长安街上那些绿色的隧洞里最后一片阳光正被收进夜的边缘。银杏树和构树在各自的层位上安静地转入夜晚——一条大街，两个物种，共享空气已经很多年了。 夏至将至。那些在春天的每一次小雨中被植入土壤的种子——现在被芒种雨浇灌过了——正从泥土里长出各自的第一片新叶。有些叶子在正面挡住了所有光——挡光意味着健全，也意味着阻断。有些叶子背面有虫孔——残缺意味着透光。 在芒种尽头的这个傍晚，还没有人能把这两个方向的可能性终点完整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