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脖子疼不疼？”林野问。 那头传来孙德全的喊声，隔了一会儿才回来：“他说脖子不疼，就是腰那一块，疼得像被劈开了。” “脖子也先当它伤了。”林野说，“孙院长，你那边有门板吗？要整块的，硬的。” “学校教室的门，能卸。” “卸一扇下来。找五个人，一个人蹲在他头顶上，两只手夹住他的脑袋，别让它晃，别让它歪。剩下四个人跪在一边，扶肩膀、扶腰、扶屁股、扶腿。” 孙德全在那头一句一句往外喊。 “蹲在头顶那个人喊口令。喊一二三，四个人一起把他往自己这边翻过来，侧着，整个人像一根木头，肩膀和屁股一起动，腰不能拧。” “晓得了。” “翻过来以后，把门板塞到他背底下，再喊一二三，一起翻回去，平躺在门板上。” “脑袋两边拿什么挡住？” “衣服卷成筒，一边塞一个。米袋子也行。”林野说，“胸口、胯骨、膝盖，各拿一根绳子或者皮带，把他捆在门板上，别勒太紧。” 电话那头吵了起来，有人在骂，有人在数数。林野听见孙德全哑着嗓子喊“一，二，三”，接着是一个男人的惨叫。 郭树森站在他身后，没出声。 “翻过来了。”孙德全喘着说，“门板塞进去了。” “往坡上抬的时候，门板要一直平着。”林野说，“头朝坡上，脚朝坡下，坡底下那两个人把门板举高一点。门板别抬斜。路滑，宁可慢。” 那头好半天没声音，只有脚步和雨声。 等孙德全再拿起电话，背景里多了一屋子人说话的嗡嗡声。 “上来了，在学校的医务室，放在两张课桌拼起来的台子上。” “好。”林野把那张白纸翻到背面，“现在你拿一根干净的针，从他脚背开始，往上一下一下轻轻扎，问他有没有感觉。扎一下问一下，扎到他说有感觉的地方，你记住在哪儿。” 隔了很久。 “扎到肚脐眼底下一点，他说疼了。”孙德全说，“再往下，他说啥都没有。” “腿能动吗？脚趾头？” “动不了。” 林野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在肚脐的位置画了一道横线。 “孙院长，还有一个地方要查。”他说，“屁股后头，肛门边上，你戴上手套轻轻碰一下，问他有没有感觉。” 那头停了一下。 “这能提示骶段感觉还在，损伤可能不完全。”林野说，“电话里不能定级，等救援到了还得当面复查。” 又过了一阵，孙德全回来了，声音里带了一点什么：“他说有。很轻，但他说有。” 林野在小人旁边写下：疑不完全损伤，待复查。 “他尿过没有？” “刨出来到现在，没尿过。肚子下面鼓着。” “卫生院的导尿管带过去了吗？” “带了。” “给他插上，慢慢放。放了多少，告诉我。” 尿放出来八百多毫升。孙德全又报了血压，一百一十、七十，心跳九十出头。林野让他按一按肚子，罗长贵说上面不疼，就腰疼。 “镇上卫生所有人说要打激素。”孙德全说，“我记得以前有这么打的。” “不打。”林野说，“现在不这么用了，打了好处没多少，伤口和肺还容易出事。止痛针按时给，别让他疼得不敢喘气。” “那接下来呢？” “先别按钟点反复翻身。让他平躺，头颈和躯干保持一条线，门板上垫干燥软物，看看屁股和脚后跟有没有压红，湿衣服及时换。确实要挪时，五个人听一个人口令，一起轻轻侧移，别拧他的腰。尿管别压着，记着每回放了多少。” 孙德全一样一样应着，最后问了一句：“林医生，他以后，还能走路吗？” 林野看了一眼纸上那个小人。 “现在说不准。”他说，“那一点感觉还在，是好事。他这种伤，能手术的话越早越好。可现在出不来，我们先把他在门板上保住，不让他再坏下去。” 电话里有个男人在说话，声音发虚，听不太清。 孙德全转述：“他问，他家那头猪，跑出来没有。” 林野愣了一下。 “你跟他说，跑出来了。” 挂了电话，郭树森拿起座机，拨了骨科。 黄主任这几天也住在科里，接得很快，嗓子里还带着刚醒的沙哑。郭树森把林野纸上画的那个小人念了一遍：房梁砸背，平面在肚脐，肛门边上还有感觉，导尿八百多。 “先按胸腰段脊柱损伤处理。”黄主任在那头说，“电话里的查体不能定具体节段，送到后做影像和正规神经查体，再评估手术。县院能接。” “送不过来。”郭树森说，“路没了。” 那头没了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黄主任才说：“先让他平躺，别扶他坐起来。需要调整体位时，头颈和躯干一起动，别扭腰。那五个人先别换来换去，动作稳了再说。” 郭树森把这两句也记进了值班本。 “老黄，”他说，“这人要是能出来，你的手术室给我留一间。” “留着。”黄主任说，“出来了，半夜我也上。” 电话挂了。郭树森把听筒放回去，搁在机座上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林野又拨了三道沟那部卫星电话，把黄主任那两句交代给孙德全。孙德全说，那五个人都是罗长贵的本家兄弟，没人肯走，正一人一张板凳围着门板坐着。 天已经蒙蒙亮了，雨还是那么大。 郭树森把值班本推过来，林野在三道沟那一栏底下写：罗长贵，男，背部压伤，脊髓损伤，平面约肚脐，不完全，门板固定，已导尿。 刚写完最后一个字，座机响了。 郭树森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一下变了。 “产房。”他把听筒递过来，“何春燕出血了，一下子出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