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运会的演练在上午十点结束。 伞降、步兵班组协同、坦克突击和空中支援联合演示共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看台上的人群散场时脸上还带着那些画面留下的余热。 但看台的喧嚣在通往会场大楼的通道口被隔绝了，韦格纳和各国代表穿过一道隔音门之后，走廊里的空气骤然沉静下来。 会议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长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座位按国别排列，韦格纳坐在桌首，左手边依次是朱可夫和索科洛夫，右手边是杜瓦尔和法国的另一位代表，然后依次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联盟各国的军官和政委。 会议室北墙窗户半开着，窗外能听见远处跑道上隐约传来的引擎声。 韦格纳等所有人落座之后开口道： “同志们，刚刚的演练大家都看见了，训练水平和装备状态都达到了预期。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判断。 但今天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原因不只是看演练——我们还有更实际的事情要交换意见。“ 他微微偏头看向朱可夫的方向。 “朱可夫同志，朝鲜方向的最新情况，你先说说。“ 朱可夫把放在桌面上的一只浅棕色文件夹打开，翻到夹着红色书签的那一页。 “最近三周，日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防线后面动用了一种不算新颖的战术手段。 他们使用化学制剂喷射或是化学炮弹在联军进攻的正面区域和前沿阵地上，造成部分部队在推进过程中出现呼吸道灼伤、皮肤溃烂和暂时性失明症状。 目前收集到的残存物分析显示，这些制剂的成分极不稳定，像是未完成的配方——可能是他们在本土和朝鲜本地通过人体实验加速研发出来的半成品。“ 朱可夫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翻了一页。 “目前根据报告，前线直接损失大约在两个连级单位的战斗力。 有将近两百人因不同程度的化学灼伤需要后送治疗。 防化装备的配发速度跟不上这种新威胁的出现频率，我们已经向莫斯科申请了增援物资。 好消息是——制空权还在我们手中，所有投放化学制剂的尝试都需要通过地面火炮或简易发射装置来进行，而我们一旦掌握他们的发射阵地位置，空中打击可以在一小时之内将其清除。 日本人还没有能力大规模、持续地使用这种东西。 但每一次被他们得手，都会让前线的进攻节奏被打断一次。“ 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没有动，他的目光落在崔可夫翻开的文件夹页面上那一行关于“两百人后送治疗“的数字上，思绪停留了片刻。 一股前世的记忆从脑海的深处浮了上来。 那属于他前世在课本上读过、在纪录片里看过、在档案室的微缩胶片上逐行扫描过的历史记录。 那些数字对应着另一个时间线里的另一场战争，同一支军队，同一种手段，只是落点不同，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更系统化，也更反人类。 他在前世读到过那些调查报告。 厚厚的，灰蓝色封皮的，封面印着某国官方档案局的编号和密级标记。 那里面记录的不是战场上的伤亡数字，是另一种数字——被活体解剖的人数、被冻伤实验致死的人数、被细菌感染实验致死的人数、被毒气测试致死的人数。 那些数字后面跟着冰冷的实验编号和简短的观察记录，记录上写着每一名受试者的年龄、性别、籍贯、体重、以及“实验开始时间“和“死亡时间“。 两个时间之间的间隔被精确到小时和分钟，像某种工业生产流程的工序记录。 日本人的那一套体系运作得极其有效率。 它的效率建立在一种奇怪的扭曲逻辑之上： 他们把被占领土地上的人视为“可消耗的材料“，把医学知识对人类的伦理义务完全颠倒了过来——用活人的痛苦来换取关于如何更高效地杀死活人的数据。 在那个前世的世界线上，那些数据和那些实验的结果被密封在档案柜里渡过了很久，直到后来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那些柜子被打开，那些数字才第一次暴露在日光下。 韦格纳记得自己看到那些档案时的感受。 那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东西——是当你意识到人类可以把另一群人类彻底“非人化“到这种程度之后，产生的那种胃里翻搅着寒意的恶心感。 他记得其中一份实验记录的最后一页写着： “受试者于注射后三小时四十分死亡。组织样本已采集完毕。尸体已处理。“整整一行字，没有句号，没有情绪标记，像是在记录一只实验用兔子的处理流程。 此刻他坐在会议桌前，崔可夫的声音还在继续说着那些半成品的化学制剂和前线的伤亡数字。 韦格纳的目光落在那行字上面，但脑子里那些旧档案的扉页还在哗啦啦地翻着，一页接一页，像某种被按了快进键的、无法叫停的幻灯机。 他看见了那些被关在铁丝网后面的面孔，看见了那些“实验“中被反复标记、注射、暴露在不同剂量下的人们。 他们当中有农民、有工人、有学生、有老人、有女人和孩子。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但在那些日本军官和医官的记录里，他们都变成了编号，成为了他们口中的“马路大”。 韦格纳的手从桌面上抬起来，放在膝盖上，手指狠狠攥紧了。 那些旧档案上的数字和被崔可夫轻声念出的“两百人后送治疗“在同一个平面上重叠了，像两张年代相差了半个多世纪的底片被叠在一起放到光下看，线条重合了，边界模糊了，轮廓重叠成了一个沉重而完整的阴影。 韦格纳的眉心有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极细的竖纹，他恨这种东西。 一个制度能够把杀死活人开发成一种标准化的技术流程，把一座实验室和一座刑场合并成一栋挂着“防疫“招牌的建筑，把对科学的追求变成对人性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