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距离马蹄莲公墓还有一公里的位置停住了。不是因为到了目的地——是前面的路被一辆施工货车堵住了，黄色的车身上印着“市政排水”几个字，车斗里装满了淤泥和碎砖，发动机嗡嗡空转着，排气管喷出一团黑烟，消散在早晨的空气中。 司机探出头看了一眼，回头对我说：“过不去了，绕路得走那边那条村道，要多走十来分钟。” “就停这儿吧。” 我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施工货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低头在看手机，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我收回目光，沿着路边的人行道继续往前走，没有转向村道，也没有靠近公墓的大门。 在距离公墓围墙大约三百米的地方，我拐进了一条通往一片小树林的土路。树大多是梧桐和槐树，树干粗壮，枝叶交错，在头顶形成一片不规则的绿色穹顶。阳光从叶片的缝隙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细碎而晃动的光斑，像一片被掀翻的碎镜子。 我在树林里走了大约五分钟，在一棵树干上刻着一个“十”字标记的槐树前停下了。这个标记是我三个月前亲手刻上去的——马蹄莲案的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我来过这里一次，在那天晚上的搜索中，我在公墓围墙外侧发现了一条几乎被植被覆盖的小径。当时我没有深究，只是在地图上标记了位置，在树上刻了一个记号。 三个月后，这条小径还在。我拨开齐腰高的野草和灌木，沿着那条几乎看不出路的痕迹往前走。草叶划过冲锋衣的表面，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一些带刺的藤蔓钩住了裤脚，在布料上拉扯出细小的纤维断裂声。大约走了七八十米，小径的尽头露出了公墓的围墙——两米高的灰砖墙，墙面上爬满了干枯的藤蔓植物，像是一面被时间遗忘的挂毯。 我沿着围墙往东走了大约二十步，找到了那一段墙面上砖缝之间的水泥已经脱落的位置——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就看好的。我用手指扣住砖缝边缘的缺口，蹬着墙面突出的砖角，翻上了墙头。墙头并不宽，大约只有一块砖的厚度，我伏低身体，向内侧的公墓园区扫视了一圈。清晨的墓园很安静，墓碑排列整齐，在晨光中投下一排排平行的阴影，像是一架巨大的琴键。没有人。 我翻过围墙，落在内侧的草地上。落脚处是一片松软的草坪，草叶上挂着露水，鞋子踩上去发出轻微的潮湿声响，留下一个浅浅的压痕，草叶在被踩倒之后迅速回弹，泥土表面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轮廓。 钱国平的墓碑在墓园的东南角。 我沿着墓碑之间的通道走过去，脚步刻意放轻，但脚步声在石板路面上依然清晰可辨，在密集排列的墓碑之间形成一种微弱的、断续回响的脚步声，被松柏和石像吸收了一部分，剩下的残响在清晨的空气里飘散，逐渐衰减成虚无。东南角的那一排墓碑规格统一，都是深灰色花岗岩材质，碑体表面经过打磨，在光线下泛着亚光的光泽。 钱国平的墓碑在这一排的第六个。 我蹲下来，目光落在墓碑底座上。底座是大理石材质的，表面经过粗加工，不如碑体那么光滑，带着一种细微的颗粒感，颜色也比碑体稍浅一些，呈现一种米白色调。我用手指沿着底座上沿摸了一圈，指腹触到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缝隙——不是石材拼接的缝隙，而是一条人为切出的直线，藏在底座与碑体之间的阴影中，大约三十厘米长，切割边缘经过了精细打磨，即使近距离观察也不容易被察觉。 我掏出那把钥匙——那把握柄上缠着褪色红色胶带的钥匙。 钥匙的齿纹和那条切缝的长度完全一致。我把它卡进缝隙里，轻轻撬了一下，底座的侧面有一块大约两指宽、十厘米长的石材面板沿着切缝的方向松动了一点，露出一条窄窄的暗缝。我把钥匙放回口袋，把手指伸进那条暗缝里，摸到了一样东西。不是金属，不是纸张——是一个扁平的、表面略微粗糙的物体。 我把它夹出来。 是一个黑色的皮质笔记本。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标记，皮质已经磨损，边角有些卷曲，翻开封面，内页的纸张已经泛黄，纸张表面有一些水渍干透后留下的痕迹，但字迹依然清晰—— 是我父亲的笔迹。入狱前的最后一本笔记。 我翻到最后一页写有字迹的位置，那页纸上的字迹和前面几页明显不同——前面的字迹工整、严谨，每一笔都落在它该在的位置。但最后一页的字迹很急促，像是写字的笔在纸上匆忙地奔跑，有些笔画是连续的，有些字被涂掉重写过，在涂改和残留之间留下一种模糊而急迫的信息： “墓碑是空的。他们要找的东西不在下面。” “在第四个人手里。” 第四个人。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冲锋衣的内袋。布料的摩擦声在安静的墓园里格外清晰，像一张砂纸在木板上反复摩擦，留下持续的低频振动，然后消散。在我站起来的那一刻，口袋里那张手绘地图的触感隔着布料传递到指尖。地图上标注了三个点。但地图上从来没有“第四个人”这个信息——它是被刻意留白在笔记本里的。 那本笔记本里夹着一页纸。 我重新翻开笔记本，在封底内侧的夹层里，摸到了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片。纸片很薄，半透明，像是从某本旧书上撕下来的衬页纸，边缘有一些不规则的撕裂痕迹。我展开那张纸片，上面没有字——只有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钟表盘。没有指针。表盘中央画着一枚钥匙。 那枚钥匙的形状，和我口袋里的那把，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