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方蕙在上海坐不住了。 方蕙当天就收拾了行李，带着邱姨上了火车。到了南京，刘姨正在厨房里擦灶台，听到动静赶紧出来接。邱姨跟在后头，手里拎着大包袱，一进门就钻进了厨房。灶台要再擦一遍，锅铲掂一掂，嘴上不说，心里已经在盘算菜单了。刘姨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客厅里还堆着没拆封的请柬纸盒，茶几上摊着楚材批了一半的文件。方蕙看了一眼，没动手。 “刘姨，这座次表是谁在弄？” “老周在跑。”刘姨赶紧说。 “让他拿来我看看。” 老周很快把单子送过来。方蕙接过去看了一遍，客人名字、座次、当天人员的分工，该有的都有，但有几处细节不对——桌与桌之间的空隙没留够，上菜的路线上有障碍。方蕙拿起笔改了，又添了几项。老周站在旁边，摸着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 “太太，我——” “没事。你去忙吧，单子放这儿，弄好了让刘姨拿给你。” 老周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方蕙把改好的单子递给刘姨。 “这几天你多盯着点。邱姨管灶，你管这些零碎。有什么事拿不准的，来问我。” 刘姨双手在围裙上反复擦了一下，接过单子，心里踏实了。汪太太来了，主心骨就有了。 楚材那边也没闲着。 请柬早就拟好了，白底红字，楷体横排。名字一个一个填上去，副官拿给他过目，他的目光在某些名字上多停几秒，最后还是点了头。副官把请柬装好，封口，塞进文件袋，不敢多问。有些名字能上不能上，不是他能插嘴的事。 结婚报告递到了蒋介石案头。措辞不卑不亢，没多一个字。蒋介石批得也快，一个“准”字。副官把批复拿回来，楚材扫了一眼，搁在文件堆上，继续翻下一页。手没抖。 方蕙来了几天，才算真正见识到楚材有多忙。 副官隔一天来一次，拎着一袋脏衣服，再把叠好的干净衣服带走。放下就走，不敢多留。有一次方蕙在走廊里端着汤正好碰上，想问他楚材晚上几点能回来，副官已经低着头快步出了院子。那碗汤放到深夜还温在灶上，灶台温着，楚材还没回来。 方蕙把那碗汤倒回锅里，把火调得更小了。 她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巷口的狗叫，翻来覆去地想：照他俩这样忙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外孙？ 方蕙在南京待了五天。 这五天，她把能想到的事全过了一遍：婚服、婚鞋、首饰、菜单、座次、鲜花…每一样都问过、看过、确认过。刘姨跟着她跑前跑后，记了满本子的注意事项。 方蕙明天就要回上海，楚材特意从办公室赶回来。 进门的时候，方蕙正在客厅里跟汪昭说话。看到楚材，愣了一下：“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忙吗？” 楚材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到她面前，没坐，先叫了一声“岳母”，又说了一句：“这几天辛苦您了。” 方蕙摆了摆手：“辛苦什么，自己女儿的婚事。” 楚材站在那里，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但每个字都稳。“承蒙岳父岳母不弃，愿意帮衬。楚材感激不尽。” 方蕙打断了他。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忙你的，婚礼的事我们来操持。越是这个时候，家里人越要多帮衬。我在上海等着也急，忙了几天，心里踏实了，也好回去跟老头子说。” 楚材没有再说什么，弯了一下腰，转身去书房拿了一份文件，出门上了车。 方蕙站在窗前，掀开纱帘一角，看着那辆小汽车消失在巷口。汪昭从书房出来，手里还拿着改了一半的稿子，说了一句：“娘，他就是这样，您别见怪。” 方蕙放下纱帘，转过身看着女儿。自己女儿，能说什么？ 那天晚上，楚材没有回来吃饭。 方蕙和汪昭两个人坐在餐桌前，菜是刘姨做的，四菜一汤，端端正正摆着。两个人对坐着吃了半天，谁都没怎么说话。 吃完饭楚材还是没回来。汪昭回书房，方蕙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座次表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刘姨从厨房探出头，小声问：“太太，灶上的汤还温着，要不要——” “温着吧。”方蕙没抬头，“他回来要是饿了，给他下碗面。” 刘姨应了一声，缩回了厨房。灶上的火还开着，汤咕嘟咕嘟冒着细泡。 晚上，汪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楚材还没回来，床头灯还亮着。她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忽然想起北边那场还没打起来的仗。 阎锡山在电报里说蒋介石“挟党自重，擅立朝纲”，把蒋介石骂得一文不值。蒋介石那边也不含糊，直接说阎锡山“勒兵逼宫，志在剪除异己”，反骂阎锡山是“党国之贼”。两方人马打笔仗打得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说我不正统，我骂你土老帽。真不知道要费多少纸。 她想着想着，眼皮渐渐沉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门被推开一条缝，走廊的光漏进来，又关上了。楚材没开灯，在黑暗中换鞋、脱大衣。床垫微微一沉，他躺了下来。侧身面朝汪昭，只能看清汪昭的轮廓，楚材闭上眼，太阳穴还在突突的跳，但是汪昭身上的味道安抚着他，慢慢进入梦乡。 窗外法桐的芽苞鼓鼓的，快裂开了。 春天不管这些，该来的时候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