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研室的日子比丁平想象的要充实，也比他想得要安静，安静不是因为没事干，是因为干的事都不能出声，内参堆在办公桌上，每天送来一摞，他一本一本地看，看得很快，但每一个字都落在脑子里。有些文章写得真好，数据翔实，分析透彻，建议可行，看完想鼓掌，他把写得好的那一页折一个角，折完了，拿着内参去找常鑫。 丁平每次去都敲门，听见“进来”才推门。常鑫大多数时间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有时候站在窗前抽烟，烟灰弹在窗台上，白花花的一小片。他看内参的速度比丁平快，丁平要花一个小时才能看完的东西，他十五分钟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在稿纸上写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是医生开的处方，然后交给丁平，说“你看看这个”。丁平拿回去，对着内参看那几行字，有时候能看懂，有时候看不懂。看不懂的时候再去敲门，常鑫不说第二遍，只是用钢笔在稿纸上又写几行，这次写得慢一些，字迹工整了一些。丁平拿回去，看懂了。 他在政研室待了一个多月，看了几百本内参，写了十几篇短文，长的两千字，短的只有三四百字。常鑫看过之后，有的点了点头，有的摇了摇头，有的什么表情都没有。 他给丁平的每一个问题，都让丁平想起月亮山的那个夜晚。 “你说西部大开发，西部的“大”在哪里？大在面积，大在资源，大在潜力，还是大在困难？你把这个“大”字说清楚了，帽子就扣上了。” 丁平回去写了两千字，把“大”字拆成了四个维度——面积大、资源大、潜力大、困难大。常鑫看完，说“面积大不用写，谁都知道。困难大也不用写，写出来丢人。写资源大和潜力大，写清楚怎么把资源变成潜力，怎么把潜力变成实力。” 丁平回去重写。这一遍他写得很慢，每一个数据都要核实，每一条建议都要推敲。他写到“西部缺水”的时候，想起月亮山的那条河。河是绿的，绿得像翡翠，但河岸上的地是干的，干得裂开了口子。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干，中间隔着什么？隔着钱，隔着技术，隔着政策，隔着人的脑子。 他把这些写进了报告，没有写月亮山，但每一个字都是从月亮山带回来的。 常鑫看完，把稿纸放在桌上，用手指在上面点了三下。“这一版，可以了。” 丁平把稿纸收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窗外的银杏叶开始落了，一片一片的，金黄色的，在风里打着旋，落在地上，铺了一层。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赵宁。她回学校快两个月了，每周通一次电话，每次通话不超过十分钟。每次挂电话之前，她都会停一下，然后说“你注意身体”，他回“你也是”，电话挂了，忙音在耳朵里响很久。 他没想到，下一次接到她的电话，是在派出所。 那天下午，丁平正在看一份关于西部水资源配置的内参。电话响了，不是红机，是普通的外线。他拿起听筒。 “丁平。”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但很稳，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赵宁？”他愣了一下，“你在哪儿？” “燕园派出所。” 丁平的手指紧了一下。“怎么了？” 赵宁沉默了一秒。“我打了人。” 丁平握着听筒，没有说话。赵宁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她说今天下午，她从图书馆出来，走湖边的小路回宿舍。路上遇到四个人，两个脚盆鸡人，两个黑人，都是燕大的留学生，他们在湖边拦住她，说想跟她交朋友，请她吃饭，她说不用，谢谢，绕开走，他们又拦住了，其中一个脚盆鸡人伸手拉她的书包带子，她甩开了，另一个黑人在旁边拍手，哈哈大笑，她又绕开，他们又拦住。 “然后呢？”丁平问。 “然后我让他们走开。他们不走，那个脚盆鸡人又伸手了，我抓住他的手腕，拧了一下，他跪下了，另一个脚盆鸡人上来推我，我一脚踢在他膝盖上，他摔倒了，两个黑人冲上来，我一个肘击打在第一个脸上，他的鼻子破了，。第二个从后面抱我，我头往后一仰，撞在他鼻梁上，他也松手了。” 丁平沉默了。 赵宁说：“前后大概十几秒。他们四个人都躺在地上了，有人报警了。我就跟着警察来派出所了。” 丁平深吸了一口气。“你受伤了吗？” “没有。” “我马上来。” 他挂了电话，从抽屉里拿出那块黄铜怀表，看了一眼，三点二十分，他把表放回口袋，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办公室。他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到走廊尽头另一间办公室的门前，敲了敲门。 “进来。” 段朗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里面是白T恤，领口露出结实的锁骨。他的头发很短，几乎是板寸，脸很方，下巴很硬，眼睛大得像铜铃。他是段鹏的孙子，李云龙安排的人，名义上是丁平的司机，实际上是他的安保队长。 “段哥，你跟我出去一趟。” 段朗站起来，没有问去哪里，从墙上取下一件外套，穿上，跟在丁平后面，两个人下了楼，上了车。丁平坐在副驾驶，段朗开车，车子驶出政研院的大门汇入街道。 “去哪儿？”段朗问。 “燕园派出所。” 段朗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踩下油门，车子快了起来。 丁平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 赵宁她从小就敢揍她二哥赵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面对八个拿着凶器的壮汉，眼睛都不眨一下，还带着股兴奋。四个骚扰她的留学生，典型的老寿星吃砒霜。 车子在派出所门口停下来，丁平下了车，站在台阶上，看了铁门上面的警徽，推开门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