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此同时，薛岳也从第九战区调拨了五千名补充兵，星夜兼程赶来南昌。 这些士兵大多是从后方医院康复的老兵，或是从其他部队抽调的骨干，战斗力不俗。 半个月后，荣誉第一军的整编名册摆在顾沉舟案头。 新一师，原八千八百人，补至一万二千人； 新二师，原八千四百人，补至一万二千人； 新三师，原七千余人，补至一万人； 新编独立旅，五千人，全部由新兵和投诚人员组成； 炮兵旅，五千余人，由原炮兵团扩编而成； 特务团，两千五百人，维持原编制，补足伤亡； 军部直属部队及后勤辎重，约三千人。 总作战兵力，不加上后勤部队，一共四万余人。 顾沉舟看着这份名册，久久不语。 从九江打到南昌，一万人倒在了路上。 如今，又有四万人站在了这里。 这五千人的独立旅，是整编中最棘手的一环。 人员来自天南海北，身份各异。 有放下锄头的赣北农民，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有整排整班反正的伪军，还有十几支零散游击队的残部。 这些人凑在一起，别说战斗力，连基本的号令都难以统一。 顾沉舟的办法是：抽骨干、打散编、混着住。 从三个师抽调四百多名班长骨干，充实到独立旅的每个连排，连长、副连长全由老人担任，排长、班长也从老兵里挑。 投诚人员里当过军官的，先当副职观察使用——干得好转正，干不好撤。 五千人编成七个营，每营七百人。 但编制不是按来源分的，而是故意打散：一个班里，可能有赣北农民、逃难学生、反正伪军、游击队员。 让他们在一起吃饭、睡觉、训练，时间长了，隔阂自然就没了。 效果是明显的。 短短一周，架子就搭起来了。 原来互不相识的各路人马，开始能凑在一起说说话了。 思想教育同步跟进。 方志行从政训处抽调二十名副连长，分驻七个营。 第一课讲“为什么要抗日”，农民们喊得最响；第二课讲“什么是抗日军人”，念到“不做汉奸”时，伪军里有人低下了头。 副连长走过去拍拍肩膀：“过去的事，军座说了，一笔勾销。以后的路，靠自己走。” 半个月下来，效果出来了。 原来忐忑不安的投诚人员，渐渐敢抬头说话了；原来懵懵懂懂的新兵，开始明白当兵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们挨个班走访，脚磨破了送药膏，眼镜摔坏了找人修，想家的陪着说话。 人心，就这么一点点拢住了。 扩编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换装。 南昌战役缴获的日军武器堆积如山。 三八式步枪、九六式轻机枪、九二式重机枪、掷弹筒、山炮、野炮——这些浸透着日军鲜血的武器，如今成了荣誉第一军手中的利器。 新三师原本就是日械师，维持编制不变。 新编独立旅也被顾沉舟打造成日械旅。 这么安排有两个考虑：一是弹药统一，后勤补给方便；二是投诚人员里不少人都熟悉日械，用起来上手快，正好可以当教员，带着新兵练。 换装之后，适应性训练随即展开。 农民们第一次摸枪，手抖得厉害，班长就在旁边一遍遍教；学生们体力跟不上，五公里跑下来瘫在地上起不来，排长就吼着让他们爬起来继续。 游击队员们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列队，连长就天天盯着练；伪军们射击没问题，但队形散漫的毛病也有，陈大雷在训练场上吼着让他们改。 一个月后，成效出来了。 五千新兵，已经能像模像样地列队、射击、战术演练了。 农民学会了瞄准，学生跑得动五公里，游击队员习惯了列队行进，伪军开始主动帮新兵。 虽然离真正的精兵还有距离，但至少，他们已经是一支军队了。 所有的日械除了补充给新三师和新编独立旅之外，其余武器装备，统一编入新一师的步兵团。 短短一周，荣誉第一军的火力配置，便焕然一新。 但顾沉舟的思考，远不止于此。 赣北战役的战后总结，厚厚一摞摆在他的案头。 顾沉舟逐页翻阅，逐条批注，将每一场战斗的得失都记在心里。 日军坦克的威胁，是最大的痛点。 九江攻城时，几辆坦克便让新一师付出了惨重代价。 南昌巷战中，若不是罗成功及时驾坦克来援，南门能否拿下还是未知数。 而那些绑着炸药的自杀式袭击，更是让炮兵阵地和后勤部队防不胜防。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顾沉舟在作战会议上拍板，“每个步兵营，增设爆破组、反坦克组。专门训练炸坦克、防自杀式袭击。工兵科编写教材，全军推广。” 周卫国点头：“我已经让各团抽调骨干，集中培训。罗成功那边也答应了，抽空来给弟兄们讲课。” 顾沉舟转向方志行：“特务团这边，也要加强反爆破训练。小鬼子的自杀式袭击，专门挑咱们的薄弱环节下手。特务团负责城防，得把这一课补上。” “是！” 提到罗成功，顾沉舟便想到了那些坦克。 南昌战役中，四辆九五式坦克发挥了关键作用。 南门突破、西门攻坚，每一次都是坦克冲在最前面，用钢铁履带碾碎日军的抵抗。 战后清点，那四辆坦克虽然伤痕累累，但底盘和发动机都还能用。 罗成功带着工兵团日夜抢修，又修好了两辆。 如今，荣誉第一军拥有六辆可用的九五式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