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头版标题：“南华海上行动首日，十一艘日本商船被扣。船运界称损失惨重。” 《读卖新闻》更直接：“马六甲咽喉被扼，日本海运业面临瘫痪。美国商船畅通无阻。” 商工会议所的紧急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 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的代表全部到齐。 日本邮船的社长在会上拍了桌子：“再拖下去，不是赔多少钱的问题，是日本的海运业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三菱重工的专务脸色同样难看：“不仅如此。我们的商船被扣，货物延期交付，外国买家开始索赔了。 上个月刚和巴基斯坦签订的条约，被他们取消了，理由就是“交货不稳定”。 不仅如此，这批订单还被南华人抢走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外务省还没来得及拿出对策，南华的第二张牌就打了出来。 五月二十五日，南华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长安临时代办，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 照会的内容很短：南华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引渡七十八名在逃的战犯。 这七十八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判定为甲级或乙级战犯，但从未真正服刑。 他们在巢鸭监狱关了几年后，随着冷战加剧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从1948年到1953年间陆续被释放。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曾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 1942年至1944年间指挥日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对缅泰铁路的劳工死亡负有直接指挥责任。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判决从未执行。 1952年被释放，现任某商社顾问。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曾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1948年被判处死刑，同样未执行。1953年被释放，目前在东京隐居。 贺屋兴宣，曾任东条内阁藏相，负责战争财政动员。194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获释，现任众议院议员。 南华的照会明确指出： 这七十八人在南华领土上犯下了明确的战争罪行，包括下令屠杀平民、强征劳工、掠夺文物、使用化学武器。 南华作为法国、暹罗、缅甸的合法继承者，有权要求引渡这些战犯，在南华境内接受审判。 照会的最后一段写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履行引渡义务，南华将认为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缺乏最基本的诚意。一个包庇战犯的国家，不配与南华谈任何条件。” 东京霞关，外务省。 重光葵拿着那份照会，感到一丝恐惧。 南华人这一手太狠了。战犯问题，是日本战后最大的政治伤疤。 美国人当年主导了东京审判，又在几年后亲手释放了大部分战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笔烂账。 现在南华把这块伤疤揭开了。 “他们是真的要那些人吗？”桥本龙伍问。 重光葵苦笑：“当然不是。他们要的是姿态。日本交不交人，交不交得出来——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把战犯问题摆到了台面上。美国人怎么办？ 当年释放战犯是美国主导的。现在南华人要人，美国给不给？ 不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包庇战犯。给了，等于打自己的脸。” 桥本龙伍沉默了。 重光葵站起来：“我去找美国大使。这件事，已经不是日本能单独处理的了。” 五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的官邸。 重光葵坐在轮椅上，对面是头发花白的艾利逊。两人中间的小桌上摆着咖啡，但谁都没动。 “大使先生，情况就是这样。”重光葵把南华的照会副本递过去，“南华人要求引渡七十八名战犯。其中包括木村兵太郎——贵国1952年批准释放的。日本政府无法单独回应这个要求。” 艾利逊接过照会，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眉头越皱越紧。 “重光先生，这批人当年是经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律处审查后释放的。程序上是合法的。” “大使先生，南华人不管程序，他们要的是政治姿态。 日本交出这批人，或者至少做出交人的姿态，才能堵住南华人的嘴。 但日本政府不能单方面决定交出美国主导释放的人。” 艾利逊也是无言以对。 重光葵说得对，战犯问题是美国一手处理的，日本只是执行者。 如果现在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拒绝引渡，南华人就会把矛头对准美国——美国包庇日本战犯。 这句话出现在联合国会场上，美国的脸上可不好看。 “你想让我做什么？” 重光葵深吸一口气：“至少，请美国向南华表明态度——战犯问题已经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终审判决，不应再被翻出来。 如果南华坚持追诉，如果华府方面愿意出面协调，在保证不再追究的前提下，让日本在赔偿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 艾利逊想了想，点了头：“这一条，我可以向华盛顿请示。” 五月三十日，华盛顿的回复到了。 艾利逊可以向南华转达美方的“关切”，但美国不正式介入战犯问题。 同时，华盛顿建议日本加快与南华的赔偿谈判——“避免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战犯的事，美国不替你背锅。赔偿的事，你赶紧跟南华人谈妥。 重光葵看完电报，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美国人松手了。 不是彻底松手，是不想被卷进来。 南华人用战犯问题戳中了美国的软肋，冷战正在紧要关头，美国需要南华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盟友，但又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包庇战犯。 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让两个国家自己去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