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九八六年。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报表。 第一份是《故土之心》的票房统计。 台湾地区，累计观影人次九十三万，新加坡三十七万，马来西亚四十二万，香港五十九万。 加上周边和原声带，总收益突破四千三百万港币。 他看了一眼，旁边那份同期港片票房统计。 那一年香港上映的九十三部电影里，讲家族离散、故土乡愁的，只有《故土之心》一部。 其他九十二部，要么是功夫片，要么是喜剧片，要么是警匪片。 四千三百万，比第二名高出整整一倍。 第二份是观众来信的摘录。 台北一个老兵写：“我娘要是还在，她肯定看得懂。” 槟城一个橡胶园工人写：“我阿公就是郑水生那样的人。他走的时候我六岁，现在我六十二岁了。” 新加坡一个年轻人写：“李光耀那滴泪下来的时候，我爸哭了。可他总跟我们说，他这辈子没哭过。” 第三份是第七届金像奖的报名清单。 一百二十三部片子，香港五十一部，台湾三十四部，新加坡十五部，马来西亚十一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五部。 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这是华语电影史上报名最多的一届。 周慧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到的传真。 “赵总，新加坡那边，又送了一份材料过来。” 赵鑫接过来看了一眼。 是李光耀办公室，发来的公函。 内容很简单： 李光耀将于十二月十五日访问香港。 期间希望与赵鑫会面，并邀请他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晚餐。 出席者名单上，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及几位新加坡电影人。 赵鑫把公函放下。 周慧芳问：“赵总，去吗？” 赵鑫点点头。 “去。” 周慧芳出去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凤凰木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还在，硬硬的。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那天。 十一年过去了。 他制作了好几部电影，拿了戛纳金棕榈、威尼斯金狮、柏林银熊，办了七届金像奖。 建了一个文化保障基金，签了几十个艺人，投了几十个新导演。 那些数字，他平时很少去想。 但此刻他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忽然想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是多少？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台湾的老兵在等，槟城的工人在等，新加坡的年轻人在等，上海的那个老导演也在等。 他们等的，不是他的电影。 他们等的是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他还没想好，但他知道那个东西正在长。 就像凤凰木上那几个芽点。 很小。 但它们每天都在生长。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沓新写的稿纸。 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老侯，你又写什么呢？” 侯孝贤抬起头，“《新世界》。” 杨德昌愣了一下，“《家庙》还没上映，你就开始写第二部了？” 侯孝贤接过咖啡喝了一口，“不是写。是想。”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想什么？” 侯孝贤看着那沓稿纸，沉默了一会儿。 “想林国栋。” 杨德昌等着他说下去。 侯孝贤说：“林国栋那个角色，我在《家庙》里只写了他年轻的时候。他老了以后呢？他蹲在废墟上搭家庙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他翻了翻稿纸。 “我想拍他一生的故事。拍他怎么在废墟里找东西，怎么用碎砖搭那个小龛，怎么把那三根树枝折成筷子长短架在碗沿上。” 杨德昌没说话。 侯孝贤继续说：“德昌，你知道我最佩服赵鑫什么吗？” “什么？” “他那三个本子写了三种人。林国栋是有家的人，家没了但他记得家。沈静婉是等着的人，她等了一辈子，最后等到的不是那个人，是那口气。陈婆是相信的人，她相信香味能在空中汇合，相信那两条看不见的轨迹，会在某个时刻相遇。” 他顿了顿，“这三种人，我都认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 “老侯，你拍完这三部作品，你的导演生涯，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侯孝贤摇摇头，“有。” “什么？” “我想让赵鑫看看。”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说：“不是看片子，是看人。让他看看他写的那些人，在我镜头里是个什么样子。”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 “老侯，你什么时候去香港？” 侯孝贤想了想。 “等三部都拍完。”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但不管多久，我都会去一趟。” 十一月二十二日，台北牯岭街。 杨德昌站在街角，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剧本，他改了四年，改了十七版。 这条街他走过无数次。 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年轻时候一个人来过。 现在他四十三岁，又来了。 街上人来人往。 卖水果的、卖小吃的、骑摩托车的、放学回家的学生。 他看着那些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在剧本上写了一行字： “小四站在街角，看着那些人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不想要什么。” 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 身后有人叫他。 “杨导！” 他回过头。 一个年轻人跑过来，二十出头，瘦瘦的，戴一副眼镜。 “杨导，我是北艺的学生，我叫蔡明亮。听说您要拍《牯岭街》，我想来问问能不能跟组学习？” 杨德昌看着他，“你多大？” “二十三。” “学过什么？” “在学校拍过几个短片。都是讲台北的，讲那些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 “十一月二十八号，来片场报到。” 蔡明亮愣住了。 “杨导，您是说…” 杨德昌没理他，转身走了。 刚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带几个本子来。我先看看你写的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槟城。 黄月萍坐在蓝屋客厅里，面前放着一台录音机。 陈文统坐在她旁边。录音机里放的是《故土之心》的原声带。 第七首，那首娘惹糕场景的配乐。 用了林金枝阿婆，唱的童谣采样。 她闭着眼睛听。 听完，她睁开眼睛。 “阿统，那封信还在吗？” 陈文统愣了一下。 “哪封信？” “周伯那封。” 陈文统站起来走到钢琴旁边。 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旁边桌上，放着一个信封。 他把信封拿过来递给黄月萍。 黄月萍拆开信封，把信纸抽出来。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 “阿维，蓝屋还在吗？我在香港种了一棵凤凰木，明年开花。你要是看见花，就当是我来看你。”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纸折好，又放回信封。 “阿统，明年五月我们去趟香港。” 陈文统看着她。 “去香港？” “嗯。去看看那棵凤凰木。” “你今年六十二了。” “六十二怎么了？我和国维分开时，我才十九岁。那时候到如今，我梦里总有一棵凤凰木开着花，我忘不了那抹红。六十二我还年轻，还能走。” 陈文统沉默了一会儿。 “我陪你去。文忠也请假陪你去。” 黄月萍点点头。 她把那封信贴在胸口，又看了一眼窗外。 槟城的凤凰木还没开，枝头光秃秃的。 但她知道，明年五月会开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蹲在石板旁边，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擦。 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六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槟城阿伯的信。永春阿婆的照片。周师傅的碑文拓片。杨德昌的剧本大纲。侯孝贤的拍摄手记。谢晋的信。张爱玲的字条。周大山的信。谢晋那本《家的伦理学》手稿复印件。 五十二样东西，各有各的来路。 他擦得很慢，每擦完一样都对着光看一看，再放回去。 擦到那本手稿复印件时，他的手停了一下。 那封面上写着五个字：《家的伦理学》。 他想起赵鑫说的话：这是一粒种子。 他把手稿放回去，继续往下擦。 赵鑫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威叔，擦这个干什么？” 威叔没抬头。 “怕它们忘了自己是谁。” 赵鑫愣了一下。 威叔说：“这些东西都是记性。记性这东西，放着放着就忘了。得有人记得它们。” 赵鑫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在石板上。 纸条上是他今天早上写的几行字： “鑫时代出品电影统计（1980-1986） 《民国时期的爱情》：戛纳金棕榈，亚洲票房2200万 《橄榄树》：威尼斯银狮，亚洲票房1400万 《槟城空屋》：金马奖最佳影片，亚洲票房2400万 《船票》：亚洲票房2600万 《故土之心》：金像奖六项技术奖，亚洲票房4300万 累计：亚洲总票房一亿两千九百万港币 国际奖项：戛纳1、威尼斯2、柏林1、金马12、金像奖25” 威叔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纸条拿起来放进木盒里，和那些东西挨着。 五十三样了。 他合上盒盖，抱在怀里。 抬起头看着那棵凤凰木。 阳光照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照在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上。 很小。 但它们在长。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走出来，张国荣跟在后面，徐小凤端着食盒，邓丽君穿着红毛衣，顾家辉和黄沾并排走着，许鞍华手里拿着剧本，周慧芳拿着报表。 十几个人，围坐在凤凰木下。 赵鑫把那三份报表念了一遍。 念到台湾观影人次九十三万的时候，谭咏麟吹了一声口哨。 念到新加坡那个年轻人写的那句话时，邓丽君低下头没说话。 念到一百二十三部片子报名金像奖时，黄沾把新买的茅台打开了。 “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 “敬华语。” 黄沾愣了一下。 赵鑫说：“台湾的观众，新加坡的观众，马来西亚的观众，香港的观众。还有那些送片子来报名的人。他们很多人还在讲华语。” 他顿了顿。 “咱们拍的，就是给他们看的。” 黄沾点点头。他把酒倒满，给每人递了一杯。 “敬华语。” 十几个人举起杯，碰在一起。 窗外，凤凰木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晃了晃。 不是风吹的，是它们在长。 威叔抱着木盒坐在旁边，看着那些人喝酒，看着那棵凤凰木。 他想起木盒里那本手稿，想起赵鑫说的“种子”。 种子埋进土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芽。 但只要土还在，种子还在，总有一天会发芽的。 那些讲华语的人还在，那些故事就有人听。 有人听，种子就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