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台北。 侯孝贤坐在剪辑室里，面前是一台老旧的Steenbeck剪辑台，画面一格一格地转过去。 他看的是《悲情城市》的粗剪版。 拍了八个月，素材堆了满满一屋子，现在要一点一点地剔出来，拼成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窗外天已经黑了，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只记得助理，下午送进来的那杯咖啡，早就凉透了。 剪辑室的门被推开，杨德昌走进来，手里拎着两盒便当。 “还没吃饭？” 侯孝贤没回头，眼睛盯着画面：“等会儿。” 杨德昌把便当放在剪辑台上，在旁边坐下，看着画面上那些黑白影像。 九份的山城，蜿蜒的石阶，灰蒙蒙的天。 一群人抬着棺材从石阶上走过，镜头拉得很远，看不清人脸，只有那口黑漆漆的棺材在灰白的背景里慢慢移动。 杨德昌看了一会儿，问：“这场打算放哪儿？” “中段偏后。” “会不会太闷？” 侯孝贤想了想：“闷就闷吧。那些人活的时候够吵了，死了总该安静点。” 杨德昌没再问。 他打开便当，递了一盒给侯孝贤，自己拿起另一盒开始吃。 剪辑室里，只有画面转动的声音和筷子碰到便当盒的细小声响。 吃到一半，杨德昌忽然说：“昨天《自由时报》有人写了篇东西，你看了吗？” “没看。” “写的是去年台湾电影的票房统计。前十名里，琼瑶的片子，只剩三部了。” 侯孝贤的手，稍稍停了一下，又继续吃。 杨德昌说：“你猜前三名是谁？” 侯孝贤没说话。 “第一，《童年往事》。第二，《恐怖分子》。第三，《恋恋风尘》。” 剪辑室里，安静了几秒。 侯孝贤把筷子放下，转头看着杨德昌。 “你编的吧？” “我编这个干什么？”杨德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剪报，递给他，“自己看。” 侯孝贤接过来，就着剪辑台上昏黄的灯光看。 《去年台湾电影票房前十名统计分析》，密密麻麻的数字表格，最上面三行确实印着那些片名。 他的《童年往事》，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还有《恋恋风尘》。 他把剪报还给杨德昌，没说话，又拿起筷子继续吃便当。 杨德昌看着他：“你就这反应？” “不然呢？” “不想说点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想说的话，去年已经说过了。” 去年这个时候，《童年往事》刚上映。 首周票房一般，第二周开始往上走，第三周台北的几家戏院开始加场。 有记者来采访。 问他对票房有什么期待，他说：“有人看就行。” 后来真的很多人看。 不是那种万人空巷的看，是慢慢的口口相传，今天你告诉我，明天我告诉他，后天他带着全家去。 一直到今年这个时候，还在一些小戏院里，断断续续地放着。 杨德昌那部《恐怖分子》，也一样。 上映的时候被骂太冷、太闷、看不懂。 骂着骂着，那些骂的人忽然发现，自己怎么还在想着那部片子？ 想着里面那些人物，那些走投无路的眼神，那些沉默的长镜头。 想着想着，又去买票看了一遍。 侯孝贤把便当吃完，放下筷子，看着剪辑台上定格的画面。 “德昌，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要看第二遍？” 杨德昌想了想：“因为他们第一次没看完。” “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的时候，他们带着过去的自己进去的。看到一半发现不对，那个过去的自己，接不住这片子。所以得再看一遍，换成新的自己进去。”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说法，跟我妈说的差不多。” “你妈说什么？” “她说，有些东西，要等长大了才看得懂。不是东西变了，是你在变。” 杨德昌笑了一下。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剪辑室的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朱天文。 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看见杨德昌也在，愣了一下：“都在啊。” 侯孝贤问：“谁的信？” “香港来的。” 她把信递过去。 侯孝贤接过来，拆开，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他看完，递给杨德昌。 杨德昌接过来看。 信很短，是赵鑫的字迹： “老侯、德昌：第八届金像奖报名截止到三月底。《悲情城市》剪完赶得上吗？赶不上就第九届。不急，慢慢剪。”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辉哥的关门弟子启生今天出师了。辉哥说他可以自己去写东西。回头让他给你们寄小样。” 杨德昌看完，把信还给侯孝贤。 “金像奖那边还在等。” 侯孝贤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天文，你觉得赶得上吗？” 朱天文想了想：“赶是赶得上，但会赶得很急。粗剪还要两个月，精剪至少要三个月，配乐、混音、字幕，零零碎碎加起来，最快也要六月。” 侯孝贤没说话。 杨德昌在旁边说：“那就第九届。阿鑫不是说吗，不急。” 侯孝贤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台北的夜，远处有几栋楼还亮着灯，近处是黑漆漆的矮房子。 偶尔有摩托车驶过，引擎声在巷子里拖得很长。 他想起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赵鑫的情景。 一九八零年，台北那家咖啡馆。 他和杨德昌坐一边，赵鑫坐对面，桌上摆着三杯没人喝的咖啡。 赵鑫说起《家》的三部曲，说起那三个剧本在大陆的困境，说起等了三年不知还要等多久。 后来他把那三个本子接过来，拍了《家庙》。 再后来《家庙》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都上了，口碑不错，票房也过得去。 但真正让他意外的，是《家庙》之后，赵鑫再也没问过那些本子的事。 不催，不问，不插手。 只说：“缺什么跟我说。” 他有时候想，这个人到底是来赚钱的，还是来做什么的？ 一九七五年从深圳湾游过来，十二年间拍了那么多片子，拿了那么多奖。 还办了金像奖，养了一整个创作团队，还抽空帮他们这些台湾导演，解决资金、发行、宣传的问题。 他自己呢？ 每年就拍一两部片子，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办公室看剧本，就是在凤凰木下，跟威叔聊天。 杨德昌走到他旁边，看着窗外。 “想什么呢？” “想阿鑫。” “想他什么？” “想他怎么就能一直不急。” 杨德昌没说话。 侯孝贤说：“我那几部片子，每一部他都投。投完了就不管了，也不问票房，不问什么时候拍完，不问能不能回本。好像钱不是他的一样。” 杨德昌笑了一下：“钱是他的。但他要的不是钱。” “那他要什么？” “他要的是有人，把那三个本子拍出来。拍出来了，他的事就完了。至于票房怎么样，能不能回本，那是你的事，不是他的事。”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他这个人，到底图什么？” 杨德昌想了想：“图个心安吧。” “心安？” “嗯。他从那边游过来，在香港游了十二年，做了这么多事。做了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想。他会心安。” 窗外，台北的夜色越来越深。 远处那几栋亮着灯的楼，也一盏一盏地暗下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六日，香港清水湾。 顾嘉辉的“讲课”已经结束了，食堂里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 长桌摆回原位，十几个人围坐着吃早饭，只是周启生的位置，挪到了顾嘉辉旁边。 他今天来得比谁都早，坐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 谭咏麟端着粥碗，看着他笑：“启生，别紧张。辉哥不骂人的。” 周启生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国荣在旁边补了一句：“他骂人的时候，都不说话。” 几个人笑起来。 威叔抱着木盒进来，放在桌子中央，打开盒盖。 六十七样了。 去年那场“讲课”之后，木盒里多了几样新东西： 周启生的《浅草妖姬》手稿复印件，顾嘉辉手写的那张“铁血丹心前奏。 马蹄声，替我父亲跑的”小纸条，还有一张照片，是那天早上所有人坐在食堂里的合影。 赵鑫今天来晚了。 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脸上带着一点笑意。 黄沾看见了：“阿鑫，笑什么？” 赵鑫把传真放在桌上。 “台湾那边的消息。第八届金像奖，台湾送了十七部片子报名。” 几个人愣了一下。 谭咏麟问：“十七部？去年不是才九部吗？” “去年是九部。今年十七部。” 赵鑫坐下，端起粥碗，“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赶不上，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在剪，万仁的《油麻菜籽》，王童的《稻草人》，还有几个新导演的处女作，都报了。” 黄沾吹了声口哨。 “十七部。这才叫台湾新电影。” 顾嘉辉在旁边说：“不是才叫，是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没人看见。” 周启生听着他们说话，忽然问了一句：“辉叔，台湾那些导演，你认识吗？” 顾嘉辉想了想：“认识几个。侯孝贤见过一面，杨德昌聊过几次。都是踏实做事的人。” 周启生又问：“他们的片子，你看了吗？” “看了。《童年往事》看了三遍。” “好看吗？” 顾嘉辉看着周启生，忽然笑了一下。 “好看不好看，不是这么问的。你应该问：看完之后，你心里多了些什么？” 周启生愣了一下。 顾嘉辉说：“《童年往事》看完，我多了一个画面。侯孝贤的阿婆坐在榻榻米上，剥着花生，跟他说话。我自己的阿婆，我早就忘了。但看完那个画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她坐在门槛上，晒着太阳，等我放学回家。” 他顿了顿。 “这就是好片子。不是让你哭，是让你想起来。” 长桌上安静了一会儿。 黄沾举起酒杯，对着周启生晃了晃。 “后生仔，记住这句话。以后你写曲子，也要让人想起来点什么。” 周启生点点头。 窗外，凤凰木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