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说，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说，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说：“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下面又写了一句：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说，“《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看电影？” 台下安静着。 “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为了感动？还是为了，去确信点什么？” 他继续说。 “我做过一个笔记，把我能看到的电影都记下来。每一部后面都写一行字：它在说什么？谁信它说的？” “《教父》说，家族比法律大。意大利裔信，后来很多美国人也信。” “《大白鲨》说，恐惧比理性大。所有人都信，因为谁都怕被吃掉。” “《星球大战》说，正义比不可能大。小孩子信，大人也信，至少在看电影那两小时信。” “那我们的电影呢？我拍的电影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拍《橄榄树》，说根比漂泊深。那些漂泊的人信。” “我拍《民国时期的爱情》，说记忆比离散更久。那些离散的人信。” “我拍《槟城空屋》，说家比废墟更长。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信。” “这些都不是公约数。它们是分给自己的公约数，每一群人，有自己信的。” 台下有人举手。 “赵先生，您说的这些，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赵鑫看着他。 “关系就是：你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会场安静了。 他继续说。 “美国电影让全世界的人信“小人物也能赢”。日本电影让日本人信“樱花谢了还会开”。法国电影让法国人信“爱情比一切大”。这些都不是真理，但它们是一群人，愿意去相信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电影拍什么，观众都不信了，那文娱也就死了。” 他讲完了。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论坛结束后，一个白发老头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三个字：科波拉。 “我叫弗朗西斯。”老头说，“我拍过《教父》。” 赵鑫愣住了。 科波拉笑了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拍着拍着，就忘了。今天听你一说，又想起来了。” 他拍拍赵鑫的肩膀。 “继续拍。让你那些离散的人，有家不能回的人，知道他们信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说完，他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