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 左营眷村的水泥庙前，周大山蹲在地上和水泥。 他今天要把偏殿的台阶补一补，前几天下雨，冲垮了一角。 收音机搁在庙门槛上，开着，里头放着电台的新闻节目。 他一边抹水泥一边听，偶尔抬头看一眼庙里那三尊泥像。 关公。 妈祖。 杨六郎。 三十二年，他每天看，每天擦，闭着眼睛也知道哪个是哪个。 新闻播到一半，忽然停了。 播音员换了个语气，比平时慢，比平时重。 “行政院新闻局今日宣布，即日起，放宽对涉及南洋华人历史题材影片的引进审查。凡内容聚焦华人迁徙、家族记忆、文化传承，且无直接政治宣传意图者，可经专案申请后，在台湾地区商业影院公开上映。” 周大山手里的水泥刀停了。 他直起腰，看着收音机。 “另据消息，香港鑫时代影业出品的《槟城空屋》，已通过首批专案审查，预计将于十二月十日起，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共七家影院同步公映。这将是三十年来，首部未经删减、完整呈现南洋华人历史的香港剧情片，在台湾地区作商业放映。” 水泥刀从他手里滑下去，砸在刚抹好的台阶上，砸出一个坑。 他没管。 他蹲在那里，手还保持着握刀的姿势。 三十二年。 他想起1967年寄出的那封信，只写了一行字：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想起1978年寄出的那封信，也只写了一行字：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想起1980年收到的那封回信，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 信纸只有半页，是堂弟代笔写的：大伯，奶奶1975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你。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电影处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对近期民间关于“失忆世代”讨论的回应。“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我们的阿公阿嬷是怎么来的？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认为，电影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 周大山站起来。 膝盖响了，比威尼斯那声响还响。 他走到庙门口，把收音机抱起来，抱在怀里。 “听见没有？”他对庙里那三尊泥像说。 关公没说话。 妈祖没说话。 杨六郎也没说话。 但他知道他们听见了。 台北市武昌街，真善美戏院。 吴念真站在售票窗口外面，手里攥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槟城空屋》的公映许可证复印件，下午刚拿到，还热乎着。 一份是他自己手写的排片计划，十二月十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每天三场。 早场十点半，午场两点半，晚场七点。 售票窗口后面，经理老陈戴着老花镜，把那两份文件看了又看。 “念真，这个许可证，是真的？” “真的。我下午刚从电影处拿的。” 老陈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再看一遍。 “不是拷贝？不是删减版？不是观摩展映？是正式商业公映？” “正式。商业。公映。”吴念真一字一顿，“七家影院同步，台北三家，台中两家，高雄两家。” 老陈把文件放下，手按在上面，没说话。 他在这行干了三十四年，从1953年进戏院当售票员开始。 三十四年，他见过太多片子进来，太多片子出去。 删的，剪的，改的，禁的。 有的片子，进来的时候是九十分钟，出去的时候只剩六十二分钟。 有的片子，压根没进来。 “念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部片子讲什么？” “知道。” “讲南洋华侨，讲一九四二年，讲橡胶园，讲等了一辈子没等到的人。” “知道。” “这种片子，三十年前根本进不来。” 吴念真没说话。 老陈把眼镜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 “我阿公也是南洋回来的，”他说，“1925年从槟城来台湾，在基隆码头扛了三十年货。他走的时候我十五岁，他跟我说，这辈子最想回槟城看一眼，没回去。” 他看着那份许可证。 “这部片子，我替他看。” 十一月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簇花。 花瓣落了四片，还剩一片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他在本子上记：1981年11月16日，花期第十四天，最后一瓣。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周伯那封信，放在石板上。 “周伯，”他说，“花快落完了。” 谭咏麟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他把那张船票复印件，放在信封旁边。 “台北那边，”他说，“《槟城空屋》十二月十号要上了。” 威叔看着他。 “七家影院同步公映。台北三家，台中两家，高雄两家。” 威叔点点头。 “周伯要是还在，”他说，“肯定会去看。” 谭咏麟沉默了几秒。 “威叔，你说周伯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什么？” “知道有人替他等，有人替他看，有人替他记得。” 威叔没回答。 他看着那最后一瓣花。 胭脂色已经褪成灰白，边缘卷曲着，随时会落。 “知不知道是他自己的事，”他说，“有没有人替他等，是我们的事。” 张国荣走过来，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他蹲下来，看着那行字。 “那位槟城阿伯，”他说，“今天又给我打电话。” 威叔看着他。 “他说他儿子把那铁盒的凹痕记住了。儿子说，等他老了，传给他儿子。他儿子今年七岁，刚上小学。” 徐小凤走过来，把最后一块娘惹糕放在石板角落。 糕已经干了，边缘裂开几道细纹，但还能看出红绿两色。 “等花落了，”她说，“我把它埋在树底下。” 邓丽君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那卷开盘带。 “林阿婆那首歌，”她说，“我托人带回福建了。” 威叔转过头。 “带回福建？” “嗯。她母亲是福建永春人，她唱的那首歌，是她母亲教的。我托人找到永春文化馆，把录音带寄过去。他们那边有个老艺人，九十三岁，也会唱这首。两个版本一对，差不太多。” 顾家辉走过来，把那揉皱的五线谱放在石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