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威尼斯利多岛。 电影宫门前的红毯，已经换过第三轮。 亚得里亚海的日落，把整条滨海大道，烧成一片流动的赤金。 摄影记者们蹲在护栏外，镜头统一对准那排，即将驶入的黑色水计程车。 没有人注意第三排，最左边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中国老人。 谢晋独自坐在座位上。 他前后左右，全都是电影界最显赫的名字： 意大利的斯科拉，法国的马勒，美国的奥特曼，日本的黒泽明。 他们用意大利语和英语，低声交谈。 手势偶尔划过空中，像水鸟掠过浅滩。 谢晋一句也听不懂。 他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下。 压住裤缝那两道熨得笔挺的折痕。 这件中山装，是1980年为《天云山传奇》赴京汇报做的。 袖子长两寸，他一直没舍得改。 料子是徐大雯，从淮海路百货公司买的藏青涤棉。 一米，排了四十分钟队。 袖口那两寸余量，此刻正被他悄悄攥进掌心。 银幕亮起来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观众席。 第十二排靠过道的位置，坐着北电那个年轻人。 陈凯歌。 二十九岁。 穿一件从东四地摊买的灰色夹克，领口磨得发白。 他手里握着一支圆珠笔，笔帽咬在齿间，笔身被他攥出一层薄汗。 他的视线，越过十几排人头，与谢晋对视了一瞬。 没有点头，没有微笑。 谢晋转回头。 银幕全黑。 第一帧画面： 昆仑山南麓。天际线如刀。 藏羚羊群，自地平线尽头涌来。 没有音乐。 谢晋后来无数次被人问起，那八十九分钟，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每次都回答：什么都没想。 他看见母亲1960年，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粥在铝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母亲的手很瘦，指节像风干的红枣。 她说：水开了下米，米开花就转小火，别走开，一走开就糊底。 他看见1968年，牛棚墙角那道裂缝。 冬天风从缝里钻进来，他把棉袄裹在三岁的小儿子身上。 自己蹲在风口，堵了四个钟头。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银幕上，母藏羚羊侧卧在冰面上。 胎衣破开。 羊水浸湿沙砾。 幼崽的前蹄，先露出来，裹着透明的胎膜。 她低头舔舐。 从额头到脊背。 谢晋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流泪。 泪水顺着颧骨的轮廓滑下来，滴在那两寸过长的藏青色袖口上，洇出一小块深色。 他没有擦。 银幕上的母羚羊，也没有擦。 她只是舔。 一下，两下，三下。 等电影放映进程到八十九分钟时。 银幕全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致敬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在暗夜中蜷起身体、把幼崽护在腹侧的哺乳动物。” “你们的体温，是人类的第一轮太阳。” “你们的乳汁，是文明的第一种语言。” “你们的放手，是幸福的第一次预习。” “你们的饥饿，是记忆的第一座家庙。” 字幕滚完。 银幕全黑。 电影宫静了二十三秒。 没有人咳嗽，没有人起身，没有人交头接耳。 第二十四秒。 掌声从第三排左侧响起。 法国《电影手册》的年轻影评人，第一个站起来。 他叫塞尔日·达内，三十四岁。 七年前在《电影手册》上，发表那篇著名的《电影与民主》。 预言“长镜头不是风格，是伦理”。 此刻他双手举过头顶，掌心拍得通红。 他说了一句法语，淹没在渐起的掌声里。 他旁边的人没听清。 他自己后来也忘了。 他只记得银幕上，那只母羚羊倒下时。 他想起1947年冬天，里昂乡下，母亲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他书包。 那年他五岁。 母亲三十二岁。 她那一整个冬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掌声从第三排，蔓延到第四排、第五排、第十排。 像亚得里亚海的潮水，从堤岸一寸寸涨上来。 涨到第十五排时，前排那位白发妇人转过头来。 她穿一件香奈儿粗花呢外套，珍珠耳钉在昏暗里泛着温润的光。 脸上的妆，被泪水冲花了两道印痕。 睫毛膏晕在下眼睑，像两片没来得及融化的雪。 她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话。 翻译没来得及开口。 谢晋听懂了。 不是语言，是口型。 她说： “Grazie.” 谢谢。 妇人把手伸过椅背，握住谢晋搁在扶手上的右手。 她的手很凉，手指细长，指甲涂着淡粉色蔻丹。 她握了很久。 谢晋没有抽回。 他想起1968年冬天，牛棚看守的老婆，偷偷塞给他一个热红薯。 那只手也是凉的，指甲里有泥。 她把红薯塞进他掌心，转身走了。 他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妇人松开手，从手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谢晋膝头。 名片上印着一行，花体意大利文： 索菲亚·罗兰。 她对他笑了笑。 不是演员对导演的那种谄媚。 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把自己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口之后的笑。 谢晋把名片，收进中山装内袋，贴着心口。 袋里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 1979年12月20日，他一个人坐在书房写回信。 写了三页，又全部划掉，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他没寄出去。 现在那张名片，压在这句话上面。 他忽然觉得，这封信可以永远不寄了。 九月十二日，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内部辩论。 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窗户正对运河。 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从水面飘进来。 每隔几分钟，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 十二位评审，围坐在长桌两侧。 主席埃托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我们如此相爱》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每年必重温的经典。 片中有句台词，被无数次引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偶尔抬头换一口气。” 此刻他低着头，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 那是他的习惯，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他就在纸上画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已经画满了小半页。 法国评委雅克·里维特首先发言。 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1961年以《巴黎属于我们》出道。 此后二十年，拍了十四部长片。 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 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这不是电影。” 里维特把眼镜摘下，用麂皮擦拭。 “电影是叙事艺术。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没有情节，没有人物，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 德国评委彼得·汉特克，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 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编剧出身。 1966年以《骂观众》，震撼德语文坛。